胡百熙(Edward P.H.Woo)在他的《寻求理想政治秩序，理解不同政治文化》(In Search of an Ideal Political Order & An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Political Cultures,Novelty Publishers Limited,2002)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有创见性的观点，即应当把民主和实现民主的方式区别开来。在作者看来，民主是一种事事都把人民的意愿放在第一位的政治模式或政治制度，旨在达成包含自由、自主及种种人权等等目标。此外，民主还包括政府的法治精神、透明度、廉洁及权力制衡等理想。 西方民主理论通常认为，实现民主的惟一途径，就是确保每隔几年便举行自由公正和公开的选举，以决定哪个政党可获权组成政府。但是，胡百熙认为，这种多党制或两党制的党派选举制度，仅是实现民主的途径之一。在此，他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手段与目的的两者不应互相混淆。党派选举制度是手段，而民主的种种理想是目的。多党制选举和权力制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多党制的党派选举制是十全十美的。在胡百熙看来，党派选举的弊端主要集中表现在两点：第一，党派选举除了在制度的层面会带来争斗之外，任何人在当选后都希望在下一届选举中可以连任。在政府机构受其支配的情况之下，当权者必会穷其所能，作出种种事情，务使对手没有机会可在下届选举中胜出。新成立的政府很可能会用尽一切手段、很多时候甚至是不择手段，以期达到这个目的。第二，某一制度能否带来民主，关键不在于国家是否设有选举政府首长或执政党的机制。问题的核心在于领导人能否假借某些借口，包括选民的支持，理直气壮地继续执政。例如，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开始执政前，意大利和德国也都奉行民主选举制度，但是两国最终都完全陷入独裁统治之下。概言之，党派选举制度需要改革，理由是在推行选举的前后，分别有产生争斗仇杀和制造独裁者的危机。卢旺达是前者的最佳例证，萨达姆在伊拉克的行径，正是后者的最佳写照。这也是我一贯所持的观点。 正是因为党派选举存在这样的弊端，作者才在书中提出了一种不涉及对抗的民主新概念。他认为，政府须履行两种职能，即选定各项政策和处理日常的管理工作。在选定政策方面，任何政府都必须尊重民意。了解民意，需要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去提出一些问题，这样才可以期望所得到的答案是合情合理的。作者主张，要在选定某一党派组成政府之前，预先订立各项政策，让任何党派在接手组成新政府时都必须遵从。另一方面，选定组成政府的内阁成员，是新方案改善的最重要环节。参加选举的政党数目不限，透过自由、公正和公开的选举，最受欢迎的两个政党会列入一份决选名单上。然后，使用抽签的方法选出其中的一个政党，获权组成政府，而另一个政党在同期则会担当监管政府的角色。负责监管政府的一党并不是反对党，其职责是监管和协助执政党。 这样，权力制衡便真正纳入到政府机制之内。新的民主概念一方面可以发挥党派选举的优点，同时也避免了党派选举可能引起争斗或导致独裁的弊端。具体讲，第一，它在确保维护民主精神之余，权力斗争也得以避免，而利用宗教或种族优越感作为仇恨借口的机会，也因此减至最少。其次，由于冲突的原因已告消除，党派间的嫉妒亦随之消失。严格说，“反对党”也不再存在。最受欢迎的两个政党所肩负的，是管理或监管政府的职责。第三，新模式可消除促使当权者践踏人权的主要成因。很多独裁的领导人犯上践踏人权的错误，很多时候是因为独裁者希望继续执政以及我行我素。但是由于在这种制度中，最后由谁执政是由抽签决定的，就从制度上消除了专横的领袖诛灭其对手的理由。这就如谋杀案，杀人的动机一旦消除，凶手便没有理由犯案。因此，这种新的民主概念很可能是杜绝大规模践踏人权的最佳办法。 作者提出这套民主新概念，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计，而是希望把它用于现实社会，以解决权力争斗而带来的政治动荡。他认为，一些地区会因采纳这套新模式而获益。因此，他特别研究了这套方案对于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英美联军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实际价值。同时，他指出，最适合推介这套模式的人，不一定是民选的领袖，任何一位统治者，即使不是民选的，只要认识到这种民主模式的优点，都可以在其国家推行这种新的民主模式，因为这套民主模式可以使那些既向往西方民主的党派选举、但又苦于无对策以摆脱选举带来的争端国家带来新的曙光。 胡百熙还谈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民主理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精髓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即“八德”，这八个字扼要说明了一个在中国社会成长的人应当具备的品格。如果用一个词语来代表其精要，那就是“责任”感。西方文化的精髓则是“平等”、“自主”、和“自由”。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美国文化，这个词就是个人的“权利”。从中看到，一方面我们有所谓的“权利”，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责任”。那么到底是个人的权利重要，还是个人的责任更为重要？作者认为，孰轻孰重，答案不应当是一面倒的。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这与中国文化所高度推崇的“中庸之道”十分吻合，这种“中庸之道”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既然民主是目的，那么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了。通常，人们都愿意选择一条最佳的途径而到达这一目的地。但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出发点不同、所拥有的交通条件不同和地理环境的不同，那么，对于这个人而言的最佳途径不必然是其他人的最佳选择。美国试图用美国式的民主改造中东地区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如作者指出的，“党派选举制度在美国和某些先进国家虽然行之有效，但在非洲及一些落后地区却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对于我们探索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民主模式，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