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07)03-0035-05 政党文化概念在政党文化理论构建中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政党文化概念的讨论。① 很明显，政党文化概念受到政治文化概念的深刻影响，有人认为“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1] 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它的文化也必然具有组织文化的特点。因此，在讨论政党文化概念时，就不能不对政治文化、组织文化与政党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些分析。 一、政党文化与组织文化的关系 政党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它首先是作为组织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文化也是一种组织文化。组织文化与政党文化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一般组织文化理论所揭示的组织文化的规律和特点，也是政党文化所具有的。但是，正如政党作为一类特别的组织与一般组织相比有显著的差别一样，政党文化与一般组织文化相比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政党文化与组织文化相比具有明显的权力文化的倾向。政党是阶级统治与政治治理的工具。当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公共利益的协调成为一个要紧到不得不解决、而社会规则本身又不能胜任这一任务的时候，政党就出现了，而且是以阶级统治最为有力的工具和公共利益最为有力的协调者的身份出现的，于是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就成为公共权力的集中代表者和执行者。政党政治的核心使命就是统治权力的支配与公共利益的协调。[2] 作为统治权力的支配者，政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组织政府与执政掌公共权力。“政党文化虽然包括林林总总多个层面，但也有核心内容，这就是政治性权力。政党的组成，一般讲是为了取得权力，维持权力或影响权力，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存在多党制，执政党的活动就更离不开权力的中轴。对执政党说来，情况又较为特殊，它实现了政党自身权力与社会政治权力的整合，因而具有非执政党不能比拟的权力地位。执政党的活动，在我们这样长期党政合一的社会中，往往表现为政治权力的运作。所以政党文化也围绕着各种权力关系展开。”[1] 这种把围绕权力关系展开的政党文化，是一般的组织所不具有的特征。 其次，政党文化比一般组织文化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文化的标记。“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3] (P235)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一定阶级的先进分子为了取得或维持政权，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政党作为阶级的组织，它所信仰的政治思想具有十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受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政党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也无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欧美发达国家的部分资产阶级政党尽管不着力于宣传其意识形态，但体现在它们内外政策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观念、人权观念等，无不表明其意识形态立场。“作为团体政治的现代政党政治，正是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哲学的一个理想的载体：现代资产阶级政党都是以赞同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的。”[4] (P15)西方政党由于其所处社会政治文化世俗化、社会化、开放性程度高，因而其意识形态具有一定包容性、变异性，各阶层之间、官民之间有一定政治文化共识性，所以政党甚至执政党都不刻意张扬其意志，而是努力表达某种社会的“共同意志”。所以似乎其意识形态色彩相对不浓。其实，这是有一定隐蔽性的。因此，与组织文化概念有区别的是，界定政党文化的内涵，必须充分考虑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 再次，政党文化具有超越组织自身生存价值的目标。与生产性组织和一般群团组织不同，政党组织都有高于自己政党利益的理想和目标，尽管这种理想和目标在一些资产阶级政党那里可能只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但是所有政党都会有一个高于组织本身生存价值的目标。与一般组织文化相比，在强调文化的工具理性的同时，政党文化更加强调文化的价值理性。如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为目标，而社会民主党以实现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己任。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虽不像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共产党那样把未来理想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它们却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政党或者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或者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或者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来确立自己的纲领，几乎没有政党会宣称它纯粹是为了自己组织成员的利益而存在的。生产性组织不管怎样宣称它们是为了增进社会利益而生产，而实质却是为了增进企业财富，获取最大利益而生产。 最后，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力。政党文化，特别是那些长期执政政党的文化，与一般社会组织文化相比，对社会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在一些国家，执政党的政党文化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它影响甚至改变其他组织的文化，引领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后，迅速用自己先进的政党文化改造了全社会文化，将各种亚文化整合到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向上来，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刘小枫在论及经济改革给中国大陆的公共生活的伦理秩序带来的变化时指出：“全民式的伦理生活的正当性论证，最终由政党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来承担，这样，政党国家就承担着社会伦理的正当性的证据负担。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社会伦理秩序就会出现失序。近十年来的情形正是：政党对其意识形态的修改和改善，使由政党国家负担的社会伦理证据资源出现亏空。”[5] (P520)他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当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用“民主的社会主义”置换了苏联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后，在全苏联社会造成了空前的意识形态信仰危机。政党文化特别是执政的政党文化之所以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首先在于执政党之所以执政，本身就表明其宣扬的价值理念得到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其次，由于执政党掌握了最强大的政治资源，使它可以将自己信仰的观念有效社会化，同时可以将这些思想充分地反映到执政政策中去，通过政策实施将自己的价值理想变为现实。再次，由于执政党精英成为社会公众人物，其言行乃至思维方式成为公众效仿的对象，从而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引领大众文化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