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发生过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争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海外学者余英时于80年代末在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上的讲演“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它在90年代初传到大陆，引起思想学术界很大的重视。在大陆，长期以来“激进”的涵义是正面的，意味着革命与进步；“保守”的涵义是负面的，与落后、守旧甚至反动近义，好坏分明，不存在疑问。如果不是从海外引入新的思想维度，造成新鲜感和刺激，可能大陆学人不会那么早就对激进和保守进行反思与争论。 余英时在讲演中说：“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这一过程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样，非到达平地不能停止。”他认为，虽然思想激进化在“文革”达到了顶点，但激进化过程并未结束，“如果我们以‘五四’为起点，我们不妨说，经过70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的观念再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 林岗在《二十一世纪》1991年2月号上发表文章“激进主义在中国”，认为激进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是与自由主义对立的压倒性的主流思潮，首先出现的是文化激进主义，然后迅速地发展为政治激进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又反过来加强政治激进主义，这两种主义的推波助澜，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激进传统。甘阳在同期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文章中说：“‘民主与科学’或法国式路向的基本信念是：只有彻底摧毁旧世界，才能从头迎来新世界。”“‘自由与秩序’或英美自由主义的路向截然相反，其基本信念就是：新秩序只能从旧秩序内部稳步而有序地生长起来，彻底摧毁旧秩序反而只能重新回到旧秩序。” 陈来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认为：“主导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文化的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陈来像余英时一样，感慨“文革”虽然结束，但文化激进主义居然并未消失。知识分子借助于批判儒家学说来表达他们的民主理念，科学主义大行其道，80年代的“文化热”表现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惊人的相似性。 姜义华在《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上发表题为“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的文章认为：“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而在百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激进主义事实上不是太强，而是太弱，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变革如此之慢、如此之难。关于“文革”的性质，他的看法和余英时相反，认为不是激进和反传统，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中糟粕的大泛滥。 余英时在同期杂志上的回应中说，他们讨论的问题属于不同层次，他指的是思想史上的激进现象，而姜谈的是中国社会上的保守力量有多强大。他认为，姜义华的最大问题是完全看不到激进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其在1949年之后造成的灾难没有感觉。至于“文革”，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激进理论在当时具有绝对权威的地位，那些传统成分就不可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更何况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和天才论来源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将之归为中国的“封建余毒”是说不过去的。 《二十一世纪》在其后3期刊登多篇文章，继续讨论激进与保守问题。汪荣祖认为激进与保守难以一概而论“自戊戌而辛亥而五四，激进的浪潮确实是一波高过一波，然而在惊涛骇浪之间，社会保守势力稳坐钓鱼船……近代中国思想趋向之激进，恰与社会势力之保守成正比。”他还认为，改革是保守和激进革命之间最好、最有希望的道路。许纪霖主张，谈论激进与保守，应区分文化和政治这两个不同层面，文化上的全盘反传统不一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20世纪中国的问题在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太强大了，以渐进社会工程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又实在太弱了。李良玉说：“我们不必把中国近代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对峙，看得过于可怕。他们远非任何情况下都成生死对头。”知识分子有责任防止这两种主义极端化，使其形成互相制衡、互为补正的良性关系。 余英时的观点得到了很大的认同。在80年代以激进态度提倡“新启蒙”的王元化说：“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这种认识不止我一个人，大陆上还有别人也对激进主义的思潮作了新的评估。过去我并未接触这方面的问题，也许无形之中对激进主义倒是同情的。仔细分析，这也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进化论思潮的影响。” 李泽厚也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然有很大的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