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思想史上，思想家怎样认识民众，也就决定了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和对理想国家及制度的构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思想家对民众的认识最主要体现在传统儒家“民为国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中。民本思想发端于商末周初，从产生起，就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获得思想界的广泛共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进程。 一、民本思想的历史沿革 （一）殷周：民本思想的萌芽时期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民本思想发端。最早有籍可查的论述，可追溯至殷周之前，在反映原始生活的神话传说中就有民本思想的胚芽，如神农尝草，有巢造屋，燧人取火，大禹治水等，都反映了部落首领在人类之初，对部落成员和社会所表现的本能性的责任感。关于这些传说，《尚书》、《史记》中均有记载，如《尚书·吕刑》中说：“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惟殷于民”。禹在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1]51。这些神话传说虽不能作为信史来对待，但这些书中的记载，更多反映了著述该书时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民本思想至迟在殷周即已萌芽。《尚书·盘庚》中有“重我民”、“施实德于民”之说。《尚书·酒诰》中有“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的话。周初统治者鉴于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对传统的天命神权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2]213西周大政治家周公，要求统治者“用康保民”，“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民之依”，“知小民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2]237。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殷周之际，民众的重要性已被统治者所认识，已经有了明确的民本思想的萌芽。这些警句决非有闲文人空发臆论，而是对最早的政治关系所进行的最初认识和思考，是以政治之初王朝兴衰更替的残酷现实为对象的，因此，这是我国古代智慧对政治和政治运行的直接理解和评价。 （二）先秦：民本思想的理论概括时期 先秦时期，民本思想进入理论概括阶段。春秋之际是社会大变动时期，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强凌弱，众暴寡，子杀父，臣弑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3297。在这场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民的力量得到充分显示。没有民的参与，推翻一个旧政权和建立一个新政权都是不可能的。基于这样的现实，思想家们（及个别开明统治者）开始对以往资料和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从而使民本思想首次获得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而言，先秦民本思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1.许多思想家进一步弱化神的地位，先人后神的观念大大提升了民在政治思维中的价值。由于西周思想家的敬天保民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民本思想很显然是把神（天）放在了民的前面，他们的政策主张只就操作层面而言是现实的，而在理论上天则是最终归宿，是最后的决定力量，是最后的解释。国之兴亡，民之祸福，皆由天定。春秋时期虽然还没有明确否定神的思想理论，但开明的思想家已经把神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他们认为民是神之主，先民而后神，神依民而行事，民和而神降福。隋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致力于神。”[3]88宋公要用民祭天，司马子鱼阻止道：“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3]314这种思想虽然还没有完全否定神，但是神民位置有了很大的变化。相对于民的重要性而言，神只能处于第二位。民为神主的思想表明了这样的道理：没有民，神也就无从谈起。从这种思想引申出的政治原则就是对民的重视，正如季梁所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3]88这就要求君主的政治活动应该面向民众，先“成民”然后才“致力于神”。由于民比神更重要，政治的重点就要放在民身上，虢国的史嚚有言：“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3]209这句话就点明了“听于民”的重要意义。 2.把民引入政治思维以后，思想家们又发现民是政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民众的力量得到充分显示。民众的反抗斗争使一顶顶王冠落地，民众的逃亡也使统治者头痛不已，梁惠王曾询问孟子，为什么“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4]52。民众不但赶跑了周厉王，而且还“弃其上”，使蓼、六两国“不亡何待”[3]1504？总之，思想家从不同政治事件中得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民的问题是政治中的基本问题，民的向背决定着政治的兴衰与国之存亡。基于这样的认识，先秦思想家都非常重视民的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较早地提出重民、富民的思想，据《论语》所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5]287“所重：民、食、丧、祭。”[5]416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众摆在了首位，因此，“得乎丘民而为天子”[4]973。他总结桀纣先天下的原因认为：“桀纣之先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斯得天下矣。”[4]503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曾把君与民的关系比做船与水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6]512在荀子看来，人民是国家的基本力量，“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6]227，百姓成为国家富强的决定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