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2)06-0046-06 几年前，笔者曾提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语境——议程——方法”，为的是反对方法论至上主义的无用劳动[1]。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所处的历史进程(语境)决定了其所面临的真问题(议程)，而不同的研究议程有不同的方法，即日瓦斯基(Adam Przeworski)所谓的“方法论机会主义”，而且在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都无能为力，必须借助综合性的方法[2]1-49。 中国正处于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制度安排都在建设或转型之中。这就是说，转型社会的国家建设就是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语境，这个语境决定着一系列的研究议程。中国的语境和议程与美国同行所面临的语境和议程完全不同：美国人不认为自己的制度需要结构性转型(其国家建设已经完成)，因而其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向其他国家推广美国式的政治制度。 这样，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根本性差异在于两国学者不同的“身份意识”即社会批判理论所说的主体行动的意向性和价值取向：中国学者研究他国政治是为了建设自己，因而富有更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美国学者的任务是为了改变别人，可能有使命感但不一定有责任感。这是中国学者必须清楚的前提性问题，认识不到“身份意识”这个层次，就可能盲目地跟着美国政治学走，成为别人的无聊的诠释者。 语境不一样，“身份意识”不一样，“问题意识”也就应该不一样。这样，“语境——研究议程——研究方法”应该发展为“语境——身份意识——研究议程——研究方法”。“身份意识”所带来的“问题意识”的差异尤其表现在国内政治研究上。当然，强调这种差异性并不排除各国学者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我们知道，比较政治研究不只局限于比较政治发展和比较政治制度，它还与国际问题密切相关。中国已经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一个大国没有发达的比较政治研究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的“问题意识”不会局限于中国的制度建设，还有中国的大战略。 卡岑斯坦(Peter J.Katzenstein)这样说：当下世界的事件刺激了我们的想象力，把我们送回到过去，让我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看问题。由当下反思过去，并由过去反思当下，是寻找重要的和有启发性问题的有效方法。过去十年的政治巨变已经推动了我们对于比较研究和国际研究的历史的新的兴趣点。这两个领域学者们转向过去，获得见解和分析的范畴，这些将有助于我们把握流动着的当下……另外，随着两极崩溃，当前的事件正驱使我们走向区域性的世界和一个新型的地区研究，这种研究将会把比较研究与国际研究联结起来。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传统的地区研究已经被无情地批判，因为它既没有关注到清晰的可比较性和可验证的假设，也因为强调分析对象的独特性以及不充分地强调所研究国家的文化的独特性。我敢说，新型的区域研究将融语言、文化、历史为一体，以验证不同假说的可行性、一组经验事实的可分析前景或者用不同的方法来阐释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在于国家失去其传统的主权领域，国家不由自主地融入区域化和全球化中，国家正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方式而与世界联系起来。这样新型的区域性问题迫使比较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一体化[2]1-49。 这样，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事实上有两类问题：一是国家建设中涉及的宏大的历史问题和中观的制度安排问题，二是比较政治与国际问题的一体化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本文主要关注第一类问题。要列举所有重大研究议程是不可能的，就国家建设而言，至少需要研究以下几个或长程历史、或中程历史、或历史节点上的问题： 一、比较政治发展道路 这是一个典型的上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的议程，当今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已经不再热衷于此了，而是热衷民主化以便使别人更像自己。但是，这却是中国学者不能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中国近年来提出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这样的命题并日益加强研究。历史和常识都告诉我们学者、政治家甚至普通老百姓：中国现代化道路是独特的，中国国家建设的道路与西方是不一样的。但是，由于比较政治研究的落后，不仅不一样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尚未得到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更有待上升为理论体系。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或观念基本上来自相关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是经验的理论化产物，比如以英国和美国经验为基础而产生的社会中心主义以及以法国、德国和日本经验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那么，中国和众多后发国家经验的理论体系何在? 虽然是政党主导俄国、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变迁模式之下所形成的政治理论不要说与由社会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下形成的社会中心论相比，就是与国家官僚体系主导下所形成的国家中心论相比，理论上都显得贫困。原因大概在于：第一，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政党是一个社会性要素，因而政党必然是社会中心论下的一个概念。所以政党研究虽然不少，但是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研究，较少专注于俄国和中国的研究，因而所形成的政党理论要么不具有适用性，要么解释力有限。第二，在政党主导下的制度变迁国家，关于政党的论述更多的是一种革命学说，关于政党的社会建设性作用的学说则论说不力。尽管如此，围绕这些国家制度变迁的历史，综合中外关于政党在发展中国家作用的研究，还是可以总结出政党与制度变迁关系的几条理论线索。 第一，政党主导制度变迁的必然性。不同于早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因国家自主性丧失而导致国家总体性危机后的国家秩序重建。也就是说，当国家失败以后，重建国家的任务自然地落在竞相争取民众支持的新生政治力量——政党的身上。因此，同样地不同于早发达国家，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政党不是宪政体制下的产物，而是国家危机的产物；不是国家秩序产生了政党，而是政党建构了国家秩序。政党创建了军队并建立了新的国家秩序，由此产生了国家秩序内的议会、政府和社会团体。这种完全不同于早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路径，意味着用宪政主义来诠释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面临一定的障碍。由于政党是这些国家制度变迁的主导者，政党的强弱就至关重要。美国学者亨廷顿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党重要性的论述很经典：“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同有强大的政党的政治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3]396-397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是：只有在强大政党(权威)的主导下，才能实现政治安定(秩序)下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发展)，即著名的“权威—秩序—发展”模式[3]1-85。虽然后来亨廷顿又总结出著名的“民主的第三波”，但是当民主化在很多国家导致衰退以后，他又重新强调权威和秩序的优先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