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长时期以来，马克思与自由主义民主之间只被看作存在着一种负的关系。马克思主义阵营强调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化为共产主义者的意义，资产阶级阵营则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指责马克思的政治立场是反民主的。这种两军对垒的界线是如此的清晰，以至于伯恩斯坦要在修正主义立场上提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当他说“社会主义不仅在时间顺序上而且在精神内容上都是自由主义的正统继承者”时，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之后100年的今天，当自由主义者宣称要“浮出水面”时，其心中欲取代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了。本文认为，在一个普遍民主并不存在的时代，马克思于无产阶级作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政治统治的意义上阐发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的新民主概念，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因而在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之间就绝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马克思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看法是多层次的，他强调了自由主义民主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他也没有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定义民主，对于民主的一般意义，他不但没有予以拒斥，而且强调了它们之于无产阶级民主建设的重要性。 一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了详尽而激烈的批判。资产阶级没有实现在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伴随着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这些诺言纷纷破产，在这样一幅幅几近讽刺性的画面上才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自由主义的统治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英国成了首相迪斯雷里所说的“两个民族”——富人与穷人对立的国家。即使在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后，选举权仍然要以10磅作为财产限定条件。到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选举权才开始扩大到城市工人阶级。美国实行联邦制后，广大妇女、黑人、印第安人都没有投票权。各种各样的居住、财产的限定条件也仍然有效。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实际上是同义反复，误导读者。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美国居民都是公民，公民被定义为有投票权和被投票权的居民。(Levin,p.10)在法国，普选权是对于有教养的选民而言的，直到1884年，法国的男性公民才较为广泛地享有了普选权。而对于妇女来说，英国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选举权，法国妇女则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获得选举权。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产生于西方民主时代以前的哲学”。(Plamanatz,P.168)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集中于其宪法安排方面。通过这一工作，马克思指出，议会制民主是虚伪的，不能达到它所宣称要达到的目标。 马克思通过考察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宪法》、《新罕普什尔宪法》，得出了“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的结论。马克思看到，即使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它“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7页） 1848年11月4日，法国通过了由资产阶级共和派拟定的新宪法。这部宪法是对1830年七月王朝宪章的修订版。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都对新宪法进行了评述，特别是于1851年6月专门对它作了评述。马克思说，新宪法的特点是它一方面宣布实行普遍的自由，另一方面却又在实施细则中将这一自由取消。比如七月王朝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被取消，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得到确认。但是，1850年3月31日的选举法不仅把政治犯、不仅把所有被认为藐视早已确定的社会舆论和出版法的罪犯一律划入不能享受政治权利的范围，而且实际上规定了居住资格，从而使三分之二的法国人不能参加投票。结果，只有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因而，“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8页）这表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新宪法是虚伪的宪法，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89页） 在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制的阶级内容的基础上，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这一议会制共和国的构成形式。比如分权制，新宪法一方面规定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具有无限的立法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又把实际权力授予了总统，总统具有王权的一切特征，从而构成了对共和制的威胁。再比如普选权，各种各样的限定条件表明，资产阶级只有在其统治是普选的结果和结论时才承认普选权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行为，一旦普选权的内容不再能归结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会加以调整，甚至“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资产阶级抛弃了其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议会制共和国，后退到了“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君主国，正是普选制的历史命运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