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知，“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是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或政治策略而突显在当代政治领域的。一种普遍可能的解释是：它实际上是在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突然消解（以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为标志）后，欧美政治界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现代性反应或选择，与其相关的经济背景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简称为“全球化”；而与之相关的文化气候则是日趋强势的“文化多元论”或“多元文化主义”。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条道路”不独具有其鲜明的政治新意（至少在其表达的政治意图或意愿上如此），而且有其强大的理论支持，形成了“政治权力与学术话语”之间的时代性对接（注：参见曹卫东：“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杂志，2000年第1期。）：布莱尔与吉登斯、施罗德与哈贝马斯以及柏林的“布兰特之家”、克林顿与约瑟夫·奈及其领导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等等。人们发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与一种或多种相应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内应共谋关系。因此，解读“第三条道路”便不只是一种时代政治关切和时势分析，同时也是新的时代理论解析。易言之，需要进行思想解构的不单是政治权力结构，而且还有话语权力结构。由此解读《“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一书，自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初识吉登斯：一个必要的背景交待 在读到《“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之前，我因偶然的机缘而结识“第三条道路”的英式概念及其当代主要的重铸者安东尼·吉登斯。前年国庆前夕，我照例收到《读书》杂志的邀请函，约我参加10月6日下午的一次学术演讲。不同平常的是，演讲者吉登斯教授不只是以国际知名学者的身份、而且还以布莱尔首相访华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演讲。 在其学术报告中，吉登斯教授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全球化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显赫特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有三个基本特征，它们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科学的普遍化和民主政治。这其中，全球化已经凸显为最为强劲浩大的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不过，吉登斯同时提醒人们，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界限意识正在淡化，相反，它实际上在强化着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和文化意识，即使是欧洲联盟的一体化进程也不出其外。因为它依旧强调和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民族政治自愿，英国对待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态度和行为即是一例。 (2)重新理解和定位现代福利国家。按吉登斯的理解，现代社会的高度风险性，意味着现代福利国家的根本任务不是简单地实现和维护广泛的社会福利，而是在风险与保障之间寻求平衡，其主要方式是建立新的合理有效的社会制度保障系统。以英国的婚姻状况为例，吉登斯分析引申出一个颇有意味的论断：风险性特属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的生活仰赖天运（上帝安排或幸运），但在现代社会里，自然的历史终结了，人类必须学会独立地应付风险，而制度化即是一种应付风险的有效方式。婚姻作为一种特别而普遍的生活关系形式在现代社会里之所以被赋予社会制度化（立法）合法程序，正是因为现代人的婚姻风险陡然增长的缘故。 (3)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要应付的最大风险是市场（经济）风险。市场需要规则的结论正由此推出，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是如此。因此，吉登斯断言，我们正走向“市场经济万能论”行将终结的历史时刻，这同时意味着全球化经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概念。 (4)所以，“第三条道路”的产生可视之为对上述需求的回应。吉登斯认为，今天的“第三条道路”已非19世纪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旧式概念的简单重复，但它接受了后者有意义的政治构想：即强调在激进共产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之间存在更为合理而现实的第三种可能性。他特别强调，他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将保留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价值，坚持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因为在他看来，全球化的政治目标不是所谓“全球政府”(the Globle Government)，而是“全球治理”(the Globle Governance)。 除此以外，吉登斯在其学术演讲中谈到“民主家庭”及其作为“社会民主”之基础的现代意义；生态危机与现代全球责任；现代社会政治中的五种两难（即全球化与地方性或民族性、个人主义与社群、左派与右派、政治行动主体的选择和生态危机）；“第三条道路政治学”的抉断与可能等问题。要而言之，吉登斯向与会的近百名首都学者描述了他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所制定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学”的基本纲领。 首次亲耳聆听“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代表人物阐述这种在20世纪末期赫然勃兴的当代政治新理论，不禁产生诸多疑问：“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什么？它所表达的或想要表达的究竟是一种新的现代性政治理论还是某种历史传统的复兴？它果真能够如吉登斯或布莱尔所言的那样“重新点燃政治理想主义的灵光”，还是只不过是某种政治紧迫之中的“权宜之计”？是什么原因使得当代西方世界出现如此广泛而密切的“政治权力与学术话语”亦即政治家与思想家之间的对接或共谋现象？“第三条道路”究竟意味着左右之间的“第三种可能性”选择，还是意味着当代国际政治的多元化选择？它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论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当然并不全是吉登斯教授的一次学术演讲留给我的问题，它们更长久地萦绕在我的心际，直到今天我急急读完这部由杨雪冬、薛晓源主持编译的《“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才终于有所领悟，有所言说。 二、两极之间：政治家的政治目标与理论家的理论姿态 《“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的编者似乎在寻绎当今“第三条道路”的合奏谱，他们把全书分为四章，然后分别选择了那些至少在我看来可以称得上是这一合奏各章之基调定夺者的代表人物的最新论说，由此给我们提供了一部颇为完备的当今“第三条道路”的合奏乐谱：第一章为“政治家的构思”，四位政治家分别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前不久愤然辞职、告别施罗德内阁的原德国财长拉封丹。这中间，似乎还可以添列法国总理若斯潘、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和现财政部长波奇，甚至可以把这一名单延伸到北欧和南美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但就其代表性而论，上述四位已足具“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代表资格和政治权威。布莱尔和克林顿被视为这一政治道路的中坚和先导人物，他们两人1998年5月的华盛顿会晤可以被看作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第一次战略性合谋。人们有理由——基于这两个具有先后“领先性”地位的国家在刚刚过去的两个世纪的国际政治事务中所扮演的领衔主演之角色的历史记忆和反思——猜测，他们仍然在努力构想和继续着他们的政治先辈们的政治梦想，以他们的方式为21世纪的人类世界谋划未来。如此，人们同样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21世纪的人类世界是否会成为英美19、20世纪政治谱系的自然延伸？他们能否或应否继续充当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领衔主演或第一小提琴手呢？科学家提醒我们，20世纪尚未终结，是否19、20世纪的那种强权宰制性政治时代也要延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