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是伴随着社会科学自主性地位的确立而出现的。从知识谱系和社会图景变化的互动角度看，政治科学与现代社会整体演进存在着一种高度相关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科学是在19世纪出现的。诚如《开放的社会科学》所指出：“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这种合理的划分保证是有效率的，也就是，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可以得出政治科学出现是现代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的产物，并且体现出知识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从其产生过程来看，政治科学就包含着一种自主性的倾向。但是学科领域的专业化和研究组织的独立性并不能确保其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学科成熟的判断标准大体上有：专门的研究对象、专业化的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学科知识史的形成、学科内部进一步分化。总的来说，学术活动必须是在本学科领域内进行的。按照这个标准，19世纪的政治科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拥有自我再生产的知识体系，更多地是依赖已经有自主性知识倾向的法学、哲学和历史学，或成为它们的一个部分。政治科学的这种状况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和高度分工的发展方向是不一致。 提升学科的自主化程度便成为19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科学发展的一个目标。在20世纪初，以梅内姆(Merriam)为首的“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开始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欧洲的学者孔德、托克维尔、马克思、斯宾塞、韦伯、帕累多、米歇尔斯、莫斯卡、布赖斯等所从事的学说活动大体上是属于政治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范围。梅内姆在“政治学研究的目前现状”一文中指出政治学研究的方向是进行具体的、经验研究并要充分运用量化分析的工具。梅内姆和其学生哈罗德·戈斯内尔(Harold Gosnell)对1923年的芝加哥的市长选举进行民意调查。他们选取了六千个芝加哥选民进行访谈，调查这些人对待选举的态度。这种调查方法是以前政治科学研究所没有的，所以具有开创意义。把芝加哥学派推向一个高峰的来自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1902-78)的努力。拉斯维尔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心理学和政治》、《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等。此时，处于鼎盛时期的的芝加哥学派阵营中，既有梅内姆、擅长国际关系研究的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公共行政学家L.D怀特(L.D.White)又有戈斯内尔和拉斯维尔等年轻新秀。芝加哥学派在政治科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后来许多学者在撰写政治科学发展史都对芝加哥学派评价甚高。比如说，在政治科学界颇有盛名的由佛莱德·I.格林斯坦(Fred I.Greenstein)和尼尔森·W.波尔斯比(Nelson W.Polsby)主编的1975年出版的《政治科学手册》中，学者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对芝加哥学派的评价是：在梅内姆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认真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强调政治学方面的“科学”，受到瞩目。毫无疑问，30年代重要的工作中有不相称的数量是由“芝加哥学派”完成的，而且以后行为主义相当多的领导人30年代曾在那里接受过训练。在由罗伯特E.古丁(Robert E.Goodin)等主编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中，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rbriel A.Almond)在“政治科学：学科的历史”中对芝加哥学派的评价是：在20世纪政治科学发展中有三次上涨的曲线。第一次是1920-1940之间的芝加哥学派运动，引入了有组织的经验研究计划，强调政治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并展现出定量研究的价值。第二次是行为主义革命。第三次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出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行为主义无法实现最初的宏伟“抱负”和该学派固有的缺陷，再加上政治哲学的兴起，这些因素导致了行为主义革命高潮的逐步减退，政治科学步入到“后行为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政治科学在克服行为主义的一些缺陷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但沿着科学化方向的努力却在继续。行为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成为政治科学专业训练方法之一。源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势头日益强盛的一股理论流派，它在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知识图景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制度主义开始出现并得到快速的发展。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不仅表现在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包括制度的涵义、构成、起源、变迁，行为与制度的关系、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等主题），而且还把新制度主义理论广泛地运用到公共管理、治理、公共政策分析、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以及欧洲一体化的研究领域。从近几年国际政治科学主流文献来看，新制度主义成为当下政治科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简要地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科学的知识图景主要有三个理论流派组成：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 一、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是沿着芝加哥学派的路线发展出来的。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其鼎盛期。此时，它变成了一统天下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行为主义在美国政治科学界出现的原因，美国学者达尔(Dahl)在1961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的《政治科学中的行为主义方法论：抗议运动取得胜利的纪念碑上的墓志铭》一文，做了全面的总结。达尔认为除了美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求实精神以及相信科学之外，刺激了行为主义的发展其他因素有：以梅内姆为首的芝加哥学派推动，使芝加哥大学成为行为主义研究的中心，并培养了后来领衔美国政治科学的许多学者，比如有拉斯维尔、阿尔蒙德等人；在欧洲学界倡导“政治学的科学性”的建议下，通过知识输入、人员培训以及直接参与等推动了行为主义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政治学者积极参与政府实践活动，为从事政治现实的研究积累了经验；各类学术组织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也有意地扶持行为主义的研究。 政治行为主义是在对传统政治学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批判主要有： 1.传统的政治哲学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歪曲了科学的要求。政治行为主义倾向于提出一种价值中立的科学，或者至少在事实和价值之间进行分离。他们寻求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科学研究从充满价值的意识形态中划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