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古代的政治学遗产非常丰富。四千多年来，在政治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它积累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国家长期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经验，并且绝大部分被完整地用文字保存了下来。当然，其中有许多是过时了，但更多的却是直至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瑰宝。 近代西方政治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从19世纪末叶开始的。 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时，中国人通过洋务派的鼓吹、宣传，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些了解。但是通过译书、著书、杂志、报刊大规模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等理念和议会、政党等等国家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末维新运动时的事。当时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严复因曾留学英国，故译、著尤多。戊戌变法，虽以六君子遇难而告终，但兴学堂、开书局、办报纸的维新风气，却不可遏止。这时，政治学在西方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政治学》、《政治学史》命名的著作，在欧美及日本均陆续出版。中国维新之士，也就及时地翻译过来在中国传播。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4年间，中国翻印出版西方政治学的专著就有66本之多。其中，美国伯盖斯所著《政治学》就有“译书汇编”社（1900年）和上海作新社（1902年）两种中译本；德国那特硁所著《政治学》，也有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两种中译本。此外，还有英国赖烈的《政治原论》，美国威尔逊的《政治泛论》，日本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以及日本浮田和民的《政治学史》等等。[1] 1898年（光绪24年），也就是戊戌政变这一年的12月，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它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到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随后，陆续兴办起来的大学都设立了政治学系。到1948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全国100 余所大学中已有40几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在这些大学政治学系中教书的著名教授有：张慰慈、高一涵、钱端升、张忠绂、浦薛风、张奚若、张汇文、萧公权、蒋延黻、周鲠生、李亚农、萨孟武、邓初民、楼邦彦、吴恩裕、王铁崖等。[2] 这时期出版的政治学专著，比较著名的有：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政府》、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浦薛风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等。其中如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问题的较有影响的著作。 此外，中国的政治学者们还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分别在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召开过三届年会，至1946年，拥有会员140人。 当时积极发起建立或参与活动的中国政治学会的老一代政治学家有王世杰、钱端升、浦薛风、周鲠生、萧公权、张汇文、张奚若、钱昌照、许德珩等。 总起来说，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曾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也培养了一些政治学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是当时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第二，培养出来的学生，除去极少数幸运者毕业后有机会出国深造，回来在大学找个教职教政治学外，其余大部分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找工作非常困难。 前面提到，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已有一些政治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问题，存在着一些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用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学的结论；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同样有一个完整的政治学体系。我认为以上两种看法，都未免有失偏颇。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是政治学的理论。它要解决的主要是政治实践问题。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思想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理论，因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所在，即：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的、富裕的、民主的、适宜人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研究，它涉及面虽然很广，但关键问题却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正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的就是政治学的问题。 关于政治学的定义，是一个老话题。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见仁见智，他们对政治学的概念各有不同的界说。但其中也有共识，即都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但从国家政权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方面，即夺取国家政权和巩固发展国家政权。前者是如何革命的问题，后者是如何建设的问题。在西方的政治学著作中，着重研究的是如何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问题，例如研究比较宪法、行政学、行政法、政党、决策过程、政府机制运作等等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着重研究的却是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例如革命理论、革命战略与策略、革命方式与手段等等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政治学的内容，但各有侧重。这是客观需要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都是革命者，他们当时着重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何组织起来，从反动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看到过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只能凭着天才的预见，提出一些抽象的原则。这些抽象原则，有些是符合实际的，有些却是错误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预见100 多年后社会的发展，事先给后人留下锦囊妙计；而他们生前也不会想到，100 多年后会有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从他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当作治世的灵丹妙药。因为脱离实际，背诵教条，这本是马克思主义之大忌。那么列宁又如何呢？列宁领导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但共产党掌握政权只有七年，列宁就逝世了。而且那七年确实是内忧外患的七年，因此，列宁来不及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抗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劳不可一笔抹杀，但他犯有许多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晚年，他深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他也不可能正确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28年斗争中，在理论和革命实践上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此时的贡献，也都属于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前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