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在分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曾经有言： 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无论我们划什么界限，都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人，而他们的著作是应当包括进来的。然而当我们将界限扩大，将这些人和这些著作划进这个领域时，我们却又将某些本应划到界限之外的人划进界限之内来了。有些东西今日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它自己的界限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指望一个研究人员能够合理地进入一个完全没有加以明确、没有界限的学科的领域。如果他必须掌握每件事，那末他将什么也掌握不到。他一定会吓得逃跑，那是理所当然的。要明确一项研究领域的界限，到头来可能只是一个姿态而已，然而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多少划一界限，尽管划得很不确切。如果我们牢记我们划定的任何界限都只是为了帮助理解，那末危险的确不会很大。那些界限应当象一件能勾划出形体的宽大的斗篷，而不应当象一套僵硬的盔甲，盔甲固然能防御别的学科的人对同一领域提出要求，但它毕竟太约束人了。（注：[美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英克尔斯的这一段话虽然是在分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说的，但对于我们讨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却同样适用。讨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也就是给政治学的学术领域划界限，它必然会碰到给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划界限都要面临的难题。这就是：企图给政治学的学术领域划一个十分清楚明确的界限，既不可能，也无益处；但完全不划界限，又会给初学者的学习和研究带来许多困难。我们在这里不想提出一个貌似明确实则武断的观点来界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只想对目前国内外政治学界关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几种主要看法作一点介绍和评论。 政治学：国家学 如果说关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过去曾经有过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并且这种看法到现在仍然很有影响的话，那么就是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现象是国家的活动以及围绕着国家而展开的活动，因此政治学实际上也就是国家学。其具体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学的历史渊源来看，政治学是从对国家的研究当中产生的。政治学的创始人、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写的《政治学》，世所公认为政治学的开山之作。这本书中所使用的“政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Polis，意指城邦，即城市国家。古代希腊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 建立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乡村地域，领土不太大，人口不太多的城市国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据称就是在研究了当时158 个城市国家的情况之后写出来的。他在这本书里，研究了国家的一般理论问题，如国家的性质、国家的起源、国家的目的等；也研究了国家的具体制度问题，如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还研究了治理国家的原则、国家兴亡盛衰的道理、以及国家权力的划分等。总之，这本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国家。 从传统政治学的发展情况来看，政治学的整个研究始终是围绕着国家问题而展开的。亚里士多德之后，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日益复杂和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扩展，政治学不再仅仅局限于研究国家的活动和制度这个范围，而是对影响国家活动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现象，包括各种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都加以研究。但是，任何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政治关系都离不开国家，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如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政治力量，包括阶级、政党、领袖、群众、组织、集团、舆论；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政治关系，包括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斗争，包括革命、改良、改革等，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心起作用的。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只不过是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增加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并没有离开国家问题这个政治学的中心问题。西方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政治学家伽纳曾经说过一段话，集中地表达了传统政治学家的主张：“国家的现象，在其千变万化之中，对于家庭、部落、民族及其他一切私人集团而言，虽不是毫无关系，究竟有所不同。此种特异的国家现象，即构成政治学研究的主题。简言之，政治学从头至尾即是研究国家的科学。”（注：转引自[台]易君博：“政治学”，《云五社会科学大词典》第3册。） 从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来看，现代西方政治学并没有真正超出对国家问题研究的范围。现代西方政治学家，有的主张用“政治体系”这个概念取代“国家”的概念，把政治体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政治体系无非是国家的政治体系，用“政治体系”取代“国家”实际上不过是换一个名词或换一个招牌罢了。还有的西方政治学家把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和研究中心归结为“决策”。其实“决策”不就是政府的决策吗？政府不就是国家的一个机构吗？研究政府决策，也就是研究国家的活动，这实际上并没有跳出国家问题这个范围。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国家问题是政治学所要研究的中心问题。《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产生的标志。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撰写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典著作，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论国家》等，继承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的思想，都把国家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正如列宁所说：“国家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42页。）。“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注：《列宁文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407页。 ）“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注：《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107页。）。因此，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为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