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宣统皇帝被赶下台，“君主制”就成了“专制”与“独裁”的代名词，非但乏善可陈，简直成了人人见而啐之的落水狗。宣统之前的中国政治自然也就变成了一团漆黑。鲜有把君主制与民主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与探讨者。 其实，在中国的君主制中，除专制与黑暗之外，也蕴藏着一些民主资源，其中的精萃还被许多发达国家借鉴过。作为遗产，它是中国甚至是世界的骄傲。 说到民主资源，首推科举制。中国的科举制乃世界文官考试制度之嚆矢。它源于隋，兴于唐宋，终于清。这个制度赋予了多数人（极少数从事不道德、不体面职业者除外）从政的权利。只要考试合格，即便叫化子也可能入阁为僚。这使得大臣与官僚中，总能保持一定比例的“新生代”，防止了因“世代为官”而产生的惰性与腐败。中国的科举制的最大特点是，不承认“同等学历”（同等学历很容易为舞弊提供口实），人人都要走文童而秀才、秀才而举人、举人而进士、进士而翰林（明清时，在科考中选一部分人入院为翰林官）的路，这样就基本保证了在考场面前人人平等。考试中举的阁僚，书生气极盛，加之不谙官场世故，多有犯颜直谏者，故而往往能激发出些许民主的火花。最主要的是，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原则，对整个社会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效应。西方最早实行文官考试制度的是英国，而英国人说，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引进的。日本又是从英国引进的，算起来，在文官考试制度方面，日本当属小子辈。当然，明清八股文的考试形式不无弊端，但这丝毫无损于科举制的价值。科举制好比美食，八股文好比骨鲠，只要吐出鲠骨，美食尽可享用。 在中国的君主制政体中，还可以窥到些许制衡机制的雏形。在某些方面，甚至与现代共和制的制衡机制庶几近之，令人惊叹。比如，西汉设置不定员的谏大夫，东汉改称谏议大夫，宋朝还设置了谏院，谏议大夫的本职工作就是规谏朝政缺失，提出意见建议。报喜不报忧是一种失职，要受处罚。中国人也许会掩饰自己亲属的过失，但大臣，特别是谏官，一般不会掩饰君主的过失。正所谓，“君有过则谏，父有过则隐”。重大决策，君主可以召集心腹，策划于秘室，但不一定能在朝廷上获得通过。朝廷对于君主具有一定的制约力。一般来说，君主总要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制约：一是来自臣僚特别是谏官的制约；二是来自法典的制约；三是来自“祖制”（惯行）的制约。即使是最专制的君主，也不可能完全无视这三方面的制约。 我国从明开始，吏部尚书（负责军事的最高官员）一职就由文官担任，一直延续到清末。这对于防止军权凌驾行政权，防止军队干预政治，保持社会稳定颇为有效，至今为许多国家所效法。而且我国很久以前就有了避嫌制度，基本上做到了本省人不做本省的官，在审案等场合，与案情有瓜葛的官员还要进行回避。 民主的政治必须以“简”为本。如果官制设置叠床架屋，官员人浮于事。就不可能奢望廉洁的政治。我们的先人在这一点上，同样给世人上了生动的一课。明朝，以我泱泱大国，全国文职官员却只保持在区区12500人左中的水平。套用现代的话，这是不可思议的简政。 不仅让今人自豪，恐怕也会令今人汗颜。 按民主含量的多寡，可以把政体分为三类：寡头政体、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君主政体自然不如共和政体民主含量高，但远远强于寡头政体。寡头政体的最高统治者，以一己的智慧与意志实施统治，视法律、监督、制衡等限制自己的因素如草芥。臣与民都不过是寡头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寡头政体距离理想的民主境界，比君主制政体远得多。寡头政体是对君主政体的一种反动。我国传统的君主制政体中，有一种自发地抵御寡头倾向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合谏与附议。在谏官势单力薄时，君臣置个人利益于不顾，纷纷喊上一句“臣请皇上三思”，这对皇帝极具威慑力。这一点，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 比起共和制，君主制算是专制的，落后的。但共和制的大厦绝不可能凭空而起，它需从君主政体中汲取营养。我们在批评延续了两千年的君主制的同时，也该承认其中的合理因素，同时褒奖它对人类的积极贡献。如果我们对先人的文明成果不屑一顾，甚至弃之如弊履，就不仅仅是对先人的不负责，说重些，则有民族虚无主义之嫌。 （二） 学者中多有热衷科举制话题者，叙辨考论，酣畅淋漓。 科举制乃选择官僚的一种机制。大凡机制都有客观（如“看不见的手”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与主观之分。科举制自然属于主观的机制。在科举制之前，没有官僚选择机制，随机地确定官僚，偶然性大，不规范，不公平，质量也无从保证。有了科举制，情况就变了：由无序选择到有序选择，偶然性减少，且规范，公平，质量也有了保证。她体现出中国人深邃的智慧与对公平的孜孜追求，让人不由得为之击节，这或许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 现代政治学把治理国家的人员分为两类：政治家与官僚。世界通行的分法是：职务高于部长或第一副部长的，称作政治家；这一界限之下的称作官僚。这种分类方法基本也可套用古代的君主制。皇帝、王侯及重臣为政治家，其余受禄为官的都算作官僚。古代君主制，受历史局限，不可能建立政治家的选择机制，因为那样做，也就不称其为君主制了。但建立官僚的选择机制并不会改变君主制的性质。于是，聪明的古人就把政治家与官僚严格地分开了。这是当时的人在政治领域力所能及的极限了。确定政治家，采用世袭、君主钦定、竞争等多种手段，而选择官僚主要依靠科举考试（部分官僚通过科举制选出，另一部分通过其它方式选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