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比较政治学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相关机构和刊物的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区域研究在我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教育部还专门开展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的建设工作。虽然这两方面的学术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两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却并不突出。从学科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比较政治学与区域研究的合作在美国学术界由来已久。著名的非洲研究学者贝茨曾指出，“我一直认为区域研究是政治学的一个问题”。①而关于美国比较政治学近年发展的研究表明，“区域研究仍然是比较政治学主导的研究形式”。②有关比较政治学与区域研究关系的这种认识在国内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一方面，国内近期对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探讨多与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相关，对扎根的区域研究则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学界虽然认识到目前国内区域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但对比较政治学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重要性却关注较少。有鉴于此，本文从学科特性着手，分析两者关系在美国的演进和表现，并结合中国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中国比较政治学与区域研究互鉴与融合的必要性，进而对这一过程中所需注意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比较政治学和区域研究的美国经验 (一)美国比较政治学与区域研究的融合 在西方政治学的学科划分中，比较政治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特性的界定大多从研究对象(以外国为主)和方法(比较的方法)着眼，与此不同，一些学者指出理论化对于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性，他们提出，“比较政治学是用科学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别和地区的政治现象进行系统的因果研究，最后的结论要再回到理论层面”，其关键的逻辑在于研究和解释差异或不同。③另一方面，区域研究被视为一种带有转译性质的研究，“它是通过一种多学科透镜力图了解、分析和解释外国文化的一种事业”，“它主要力图将另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假设、意义、结构和机制以晓畅明白的方式传达给局外人。但是，它也创造了反思性的契机，来拓展，甚至是反过来挑战局外人对其自身社会与文化的理解”。④因此，比较政治学对于各国政治社会差异性的探究和区域研究对于域外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存在着亲和性。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比较政治学与区域研究的结合相当成功。一方面，区域研究是一种对异文化“浸润和突进”的事业，其要求是：(1)高强度的语言学习；(2)用当地语言深入实地调查；(3)密切关注当地历史、观点、材料和阐释；(4)用细致观察来检验、制定、批判或发展基础理论；(5)经常超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边界进行多学科交流。⑤区域研究提供的充足素材和多样化的地方性知识不仅是比较研究的过渡阶段，其本身就是比较政治学进行理论探究和实证检验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⑥另一方面，虽然经常有人指出区域研究的一些不足，如“区域专家往往变得目光狭隘，过于专业化；许多人从自己有限的经历中得出没有根据的普遍结论，或者不能把他们自己的国家视为更广泛的政治行为模式中的一种”，⑦而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恰好为从事不同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对话的平台。在理论的引导下，并通过使用精致的比较研究方法，区域研究不再仅仅停留在细致描述的阶段，而是在情境化和历史知识基础上提出通则化的观点，从而使研究超越特定的国家和区域。⑧ 比较政治学与区域研究两者之间的融合为美国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支撑了美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从学术研究来看，区域研究成为美国学术体系中一个重要领域，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康奈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项目、耶鲁大学的非洲研究项目等一大批区域研究的机构和项目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有力推动了学科和研究的发展。而区域研究的发展也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从微观层面来看，从事区域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以其语言技能、历史敏感性和纯粹的求知欲深入考察外国社会。有时，决策者会试着倾听他们的意见，而且并非偶然的，这些学者甚至成为决策者本身”。从宏观层面来看，通过长期的区域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积累的知识和视野也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构成因素，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作为一股影响全球的势力，美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这个国家的真正霸权是其潜藏于各民族中无与伦比的知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他们的历史和政治制度、他们本土化的经济和人文地理”。⑨ (二)区域研究的衰落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受到美国学术潮流变动的影响，比较政治学和区域研究都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而两者之间的融合关系也受到冲击。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比较政治学进入第三个时期，受到美国政治研究领域发展的影响，比较政治学研究越发注重研究的科学化，在方法上理性选择的理论演绎和形式理论化、形式建模受到推崇，而量化的、统计的经验验证方法的使用也越发突出。⑩新方法和理论的使用拓宽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目标，(11)大规模跨区域或全球性的比较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的发展，使得比较政治学学者还是可以根据其偏好和实际需要，在定量与定性方法两者之间相对自由地作出选择”。(12)然而，比较政治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导致一系列问题。在施密特等人看来，形式建模的方法对比较政治学构成了挑战，由于其采取个体主义的解释，并遵循理性选择的逻辑，因而对不同情境下政治的偶然性关注不够，而这正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关注点。(13)在另一些学者看来，比较政治学在21世纪的发展陷入诸多困境，例如过于重视政治的制度特征，而对各国政治形成的社会起源关注不够，以及过于重视全球化的影响，而忽视了国家的作用等方面。(14) 另一方面，在冷战之后，虽然区域研究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但其也遭受来自多方面的批评。(15)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的拓展使得各区域之间的差异缩小，并在一些方面走向趋同，因而研究的重点应该是那些跨区域的问题，而不再是特定的国家和地区问题。另一些学者则指出，传统的区域研究缺乏理论思考和学科意识，因而其需要进一步与学科的主流理论争论相结合。(16)一些观点批评道：“区域研究领域本身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学术圈，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之间很少有学术交流。区域研究学者在科学性的学术素养方面落后于其他学者，这包括统计学知识、理论建设的责任感、数学研究方法等方面。以某一区域或国别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也是以表意性、描述性为主的研究，无法超越案例分析或小样本的定性研究，建立社会科学所推崇的理论框架明晰、普遍有效的法则。”(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