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并产生国家以来，西方不少哲人就开始超越传统的国家视野，孜孜追求天下一统的世界国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关世界国家的构想虽然曲高和寡，却一直余音未绝。进入20世纪，人类蒙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出于维护世界和平，根除战争的迫切愿望，在欧美各国，要求建立世界国家的主张曾一度盛行，甚至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本文拟就世界国家观的流变作一简要论述，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一 古代希腊，政制初创，城邦林立。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着力探究现实国家的“理念”，并将城邦看成是人类社会组织最高形式，进而强调人是天生的城邦（政治）动物时，（注：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9页。）稍后的斯多葛派却开始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国家。芝诺等人认为不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彼此都是兄弟，在普遍的理性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人按宇宙的自然法生活，应成为同一国家治下的公民。他们提出一个新命题：人不仅仅是城邦的动物，亦是世界国家的动物，是世界公民。（注：参见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6—190页；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4页。）对斯多葛派突破以城邦为本位的世界国家观，时人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它是在为亚历山大的霸业作诠释。然而亚历山大崛起时斯多葛派尚未形成，况且马其顿王国本身仅昙花一现，因此这种观点失之牵强。事实上，世界国家观的应运而生，毋宁说是基于希腊城邦衰败这一现实。不过，世界国家观的提出尽管让人耳目一新，在当时反响甚微。 罗马帝国时期，适应其拓疆扩土的需要，世界国家观又重被提起。生活在帝国初期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由具体国家和不同种族界限引起的人们政治、社会地位的差别已失去意义，根据自然法，所有的人都应是统一的世界国家的成员。他指出，“我们应该想象有两个国家：一个是集神和人于一身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我们的目光并不局限于地球的这个或那个角落，我们要以太阳的运动来测定我们国家的疆域；另一个是偶然性使我们归属到那里的国家”。（注：引自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第222页。）在塞涅卡的心目中，所谓的世界国家实际上就是罗马帝国的一统天下。在献给尼禄的《论仁慈》一书中，他将帝王喻为国家的生命，国家有赖帝王而存在。同时，帝王也是民众的头脑，人类是围绕着帝王而生活的。继塞涅卡之后，另一位信奉斯多葛派思想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也倾心于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国家。在他看来，由于人类具有共同的理性，“我们就都是同一类公民，就都是某种政治团体的成员；这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国家。”（注：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他企盼世界国家的公民按照普遍的理性生活，彼此友爱，互相帮助。奥勒留在战乱濒仍、危机四伏的罗马帝国后期憧憬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恐怕更多地反映出其对现实的厌倦，这种世界国家观是退隐心灵的一种寄托。 欧洲中世纪，罗马教廷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政治势力，曾经长期左右欧洲政局，迫使各国的君主俯首称臣。但自13世纪以来，罗马教廷的影响由盛而衰，日益崛起的封建王权不断与之分庭抗礼。面对教权的失坠，为重振纲纪，经院哲学巨子，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从神创等级学说出发，系统阐发了教权至上的理论，宣称“教皇的权力在世俗问题和宗教问题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作为教俗两界的共同领袖，“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君主都应当受他的支配，像受耶稣基督一人的支配一样”。（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3、85页。 ）也许受十字军东征的启迪，阿奎那还进一步提出“用普遍的基督精神锻造出一个人类共同体”的设想，即通过建立基督教的世界帝国来扩展教皇的威权。当然，这种教会帝国论的主张尽管受到罗马教廷的欢迎（阿奎那的宗教神学被罗马奉为正宗，本人死后也被尊为“圣徒”），但只能是一种幻影，基督教世界自身分裂以及十字军东征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与阿奎那截然相反，意大利的著名诗人但丁于14世纪初鉴于罗马教廷干政意大利导致诸城邦内乱纷争的现状，猛烈抨击教皇并断然拒绝所谓教皇是上帝在人间唯一代表的说法，认为君权与教权一样，均由上帝直接授予。君主治国，目的是为了建造人间乐园；教皇通过神启，引导人们走向天上乐园，两种权力不同，君主和教皇各司其职。但丁特别强调，要实现人类的福祉，必须建立天下一统的世界帝国，“只有在一统的君主的治理下，人类才能生活得最美好。由此可见，这世界为了获得幸福，就有必要建立一个一统的世界政体”。（注：但丁：《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页。）他还以史为例，证明“罗马人证服世界的行为是正当的，因此它有权享有帝国的尊严”，（注：但丁：《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9页。）而新的世界帝国的主宰同样应由这些品德优良的罗马人充当。但丁还对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寄予愿望，希望他能匡扶正义，在欧洲重建秩序。可惜天不假年，亨利在位仅3年就撒手人寰，但丁的梦想也随之化为泡影。应该看到， 在意大利诸侯割据、党争激烈的背景下，但丁主张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预政治，尤其是提出要强化君权，期望出现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来统一意大利，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之际，企图以罗马帝国为蓝本，鼓吹建立天下一统的世界帝国，显然又有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 15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壮大，在欧洲各国，“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4页。）与此相适应，法国政治学家布丹率先提出国家主权概念，并论证君主主权不受任何法律或外来力量的限制，成为后世国家主权学说的滥觞。而与布丹同时的历史学家勒卢阿则承接斯多葛主义传统，强调要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各国人民都是世界国家的居民，（注：参见布莱塞奇：《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编纂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182页。）从而将目光再次投射到民族国家范围之外。当然，尽管历史上倡导世界国家观的不乏其人，但出发点却不尽相同，以欧洲文艺复兴为界，此前世界国家观的提出主要服务于统治者（皇帝或教皇）的政治需要，为其一统天下出谋划策。尔后则主要针对各国之间战争连绵不断，导致众多生灵涂炭的现实，期盼通过建立世界国家来实现人类持久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