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唯物史观和马恩有关论述，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以及尊重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等口号为标志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市场经济要求的价值观组合，其首要社会功能在于从价值观层面保护资源配置优化，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吁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但是，仔细审视人道主义，不仅可以发现其中自由与平等的悖立，阶级的和民族文化的悖立，等等，而且还可以发现被主体化了的人道主义往往又成为反对市场经济的判据。因为，后者作为有自己运行规律的非人世界，形成了对主体人的“异化”。人道主义的这些性质露示出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有局限体系，不能成为判定社会发展的唯一的最高尺度，对人道主义的歌赞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悖歌”（注：参见拙著：《人道悖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新论》，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目前的中国文艺，一方面应大力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国新时期文艺在这方面取得了大成绩），另一方面，又要十分注意坚持生产力标准的首要性，力求达到历史尺度与伦理尺度的融一，注意克服主体化的人道主义对市场经济的阻滞（注：参见拙文：《生产力哲学和市场经济》，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理论与实践》1994年第11期。此文包括了对邓小平同志1983年批评“人道主义热”的新解释。），同时切忌用“以人为中心”的模式代替含纳但又超越了人道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问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广泛凸现出了人道主义魅力，使人们往往易于把人道主义看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反对“商品—货币拜物教”为主要判据，基本上否定了市场经济，并因此在理论上对一般人道主义及人权有所批评。与此同时，马恩的理论，作为产生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理性成果，又不能不这样那样地包含着人道主义因素。这种复杂图景又和目前西方的“和平演变”、“人权外交”及反对这些东西的政治较量交织在一起，需仔细认真地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才能辨清方向。从解放初至今，我国理论界与文艺界展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较大论争达八九次之多（以下综合为四大阶段分述），是到了总结诸多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混乱之源：姚文元反人道主义体系 人道主义大争论始于1957年。《新港》一月号刊出老革命家巴人《论人情》，《文艺月报》五月号又刊出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巴人等的观点立即遭到批判。1960年及以后国内外形势紧张，巴人等人观点受到姚文元的批判。继撰写《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观点》后，姚在“文革”中又抡着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大棍子，犯下了数不清的滔天大罪。其中包括姚从《评“三家村”》开始，到《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评陶铸的两本书》，一直到批判“黑《修养》”、《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等等，都贯穿着一条完全否定人道主义的理论主线。 粗略数来，姚的反人道主义体系，有一些论点至今还颇蛊惑人心。例如：(1)认为从一开始，“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注：姚文元：《文艺思想论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81页。），它与无产阶级思想“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观”④，“我们要坚决地同一切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划清界限”⑤，因为“人道主义是以个人为中心”⑥，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⑦，“人道主义思潮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公有制的要求⑧，“即使在它起进步作用的时候，同无产阶级世界观也是对抗的”⑨；(2)“我们在批判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论的时候，总要挖到人性论这个根子上”⑩。虽然，姚也明白，“人性和人道主义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1)，但他却在“资产阶级人性论成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12)的遁辞下，沿着“人道主义论最后就归结为人性论”的思路前行，把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公然宣布“人道主义是人性论的变种”(13)，从根本上抛弃了唯物史观从经济基础说明社会意识形态的方法，这是姚在思考人道主义的方法论上制造的一个最大的混乱，至今为害仍巨；(3)在把人道主义归结为人性论的前提下，又把人性与阶段性划等号：“不是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人情同人性，就一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人情同人性，二者必居其一”（注：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收于《上海十年文学选集·论文选(1949-1959)》，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317页。），甚至“一切男女关系也只是阶级关系”（注：《文艺思想论争集》，第338页。）。在姚的笔下，共同人性根本不存在，人的自然属性被笼统归结为人的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又被笼统归结为人的阶级性，“阶级斗争为纲”的确是全面贯彻了，但离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却越来越远了；(4)由于认定人道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所以完全否认中国及外国古代也有人道主义思想或其萌芽，竟然说“想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道主义精神硬塞进到古人头脑中去，就同想把社会主义思想塞进王充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去一样，是违犯历史事实的”（注：《文艺思想论争集》，第301页。）；(5)姚还对现代中国文艺史上几乎所有探讨过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人，一律扣上资产阶级或“反动”的帽子，认定这些探讨只能起“反动作用”(17)；(6)据说，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之所以在革命文艺中屡批而不绝，是因为有“很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具有民主主义要求，形成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