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国际教育发展正从单纯注重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稀缺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围绕提高教育效益这一主题，教育投资研究在最近十余年中取得了一系列基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并使其成为教育经济学中最为活跃的研究分支之一。本文将从以下八个方面对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评述，期望能有助于中国教育投资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关于教育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争论 迄今为止，大量的教育经济学研究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经济分析框架：“把教育生产视作经济生产，生产的目标、价格、技术一旦确定，投入可转换成预期产出，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内部过程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1〕把教育生产视作经济生产的假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早在1983年，印度教育规划专家马久姆达在其专著《新教育经济学导论》中就对此提出了全面的质疑。〔2〕从方法论角度看， 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测量教育产出？教育的内部过程是否能用生产函数来简单地表征？首先，鉴于教育质的产出的测量非常困难，相当部分的研究只能把教育产出局限在少数可量化的指标上，正如英国教育经济学家伍德豪尔和布劳格坦率承认的，“就高等教育来说，最终产品只不过是一个学位。”〔3〕同样， 教育效率的测量也往往集中在学生——教师——校舍的比例上，尽管这些比例“在教育规划官员设想中享有一种更大的不可侵犯性”，但这是出于“某种含蓄的、可能是缺乏根据的，在教育中‘技术性’考虑的产物”。〔2〕测量方法的困难和局限， 使教育成本——效率研究很难适应教育的质的改善的需要。其次，学习过程是一个探究和渐进积累的过程，其规律远非如定型产品的批量生产过程那么简单。生产函数方法从本质上看仍是一种把教育内部过程视之为“黑箱”，试图直接在投入和产出之间建立起函数关系的系统分析方法。但是人们关注的恰恰是如何打开“黑箱”，探索教育内部过程的规律，从而给教育改革以理论的指导，这就使生产函数方法在解决质的改进方面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近十年来，这种矛盾的局面有所改观。标志之一是研究的热点正转向学校层面的微观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与教育测量技术相结合，把学生成绩测定与教育投入以及过程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在教育的质的投入及产出关系研究中有了新的突破。标志之二是经济学家与教育学家的结盟，出现了一批多学科研究的范例，例如美国教育经济学家莱文关于改善美国“边缘学生”学习质量的行动研究〔4〕、 曾满超关于“过度教育”的研究〔5〕、 美国教育经济学家莫奈和莱维关于经济变革中基础教育新基本技能需求的研究〔6〕， 这类研究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着眼于学校（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开创了贴近实践的研究风气，无疑是值得我国同行借鉴的。 二、教育的外部效益：关于教育培训与生产力关系的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认为：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劳动者能获得较高的工资，因此，对教育的投资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其收益可以通过比较教育的成本和不同教育程度就业者的收入差距来衡量。7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学说的这些基本假设受到来自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有力挑战。首先，7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青人受教育的程度有了迅速提高，但生产力的增长反而减慢，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知识失业现象。其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假设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是一个神话，工资报酬的高低并非完全取决于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正如布劳格指出的那样，“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既取决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分布，同样也取决于学校教育水平，另外还取决于如何获得教育经费。”〔7〕基于上述原因， 教育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教育收益率方法对教育政策制定的作用，探索采用新的方法研究教育培训与生产力的关系。 80年代中期，曾满超和莱文关于过度教育的经济分析〔5 〕获得了重要的研究发现：过度教育与职工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着负面的明显相关关系，而工作满意度和企业生产力之间存在正面的明显相关关系。曾满超在美国贝尔公司所作的实证研究还表明，过度教育每增加1 年，职工工作满意度平均下降3.3%，而工作满意度每下降1%，企业的产出平均下降2.53%。这一发现对于制定教育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换提供了理论支持。曾满超和莱文的这一研究在方法论上也有创新意义，他们应用工业心理学的测量方法，把工作满意度、工人特征、工作结构、组织结构等变量引入生产函数，提出了新的公司生产模型，为深层次研究教育培训与生产力关系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教育收益率方法的分析工具。 90年代，曾满超和莱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应用这类研究方法获得了大量的研究发现，已成为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1996年，霍尔顿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四层次人力资源开发评价和测量模型，〔8〕 把培训过程与生产过程看成一个系统， 从而能更完整地表现教育培训向生产力的转换（见图1）。此外，香港学者萧今也于同年发表了在中国深圳进行的电子工业企业组织因素与培训转换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9〕据笔者获悉， 这一研究还将进一步扩展至上海以及其它地区，可以预期将对中国教育外部效益研究作出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