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底层代言”的逻辑困境 我国教育研究中的“底层意识”萌生于20世纪初，它以“教育公平”为理论诉求关注社会底层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以期展现教育现代化繁荣景象下所掩藏的底层教育苦难。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底层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缺乏话语权，这表现为没有能力自我表述或者表述不能进入社会的文化公共空间”①。话语的弱势使得他们无力表达自己的声音，更无法向教育当局抗争以争取应有的教育权利。据此，一些研究者结论道：“底层现在很难表达自己，在今天的知识格局中，它只能通过知识分子的叙事完成。”②“代言人”便成为教育研究者在关注底层时的身份选择，“替底层表述”是他们处理与底层群体关系的模式。 教育研究者以何种方式实现对底层的表述呢？他们以社会研究的科学范式为典范，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分层切入，通过定量数据分析展示底层教育资源缺失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政策建议，试图通过国家的教育政策设计来改变底层教育状况。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关怀模式中，个体形式的底层遮蔽于社会结构之下，其声音湮没于定量数据之中。底层成为知识分子表述中的“他者”，“底层只是‘被说’，他们的真正需要却被忽视或掩盖了”③。这造成了政策设计与底层意愿之间无法弥补的鸿沟，众多教育公平政策遭遇社会公众的诟病。底层意识的独特性凸显，理解底层成为成功代言的关键。 教育研究者将视角下移，试图从“局内人”的立场实现对底层教育苦难的“同情式”理解和书写，并将之“传达”至社会公共空间，以期实现建基于底层意愿的政策设计。研究范式的转换缩小了政策设计和底层意识之间的鸿沟，但却未能从质上改变底层群体“被表述他者”的身份。底层声音需要通过教育研究者的理解和书写才能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成为公共议题。 这种理解和书写何以可能实现对底层的真实表述？教育研究者和底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经济和文化也都不同。“这种差距一方面造成对底层的生活的隔膜，不可能真正地去体验底层的真实生活；另一方面又会造成无意识中对底层的轻视。”④教育研究者不可能拥有底层的“在位角色体验”，无法进行“彻底的换位思考”，他们只能选择“一般性的换位思考”，这是“‘真实的局外人’在‘虚拟的境况’中做出的一项无需任何实际兑现的承诺，一种无需任何实际代价的应对”⑤。如此的换位思考只能通过研究方法的完善不断逼近底层的真实体验，而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对底层的真实表述。“一个完全不是底层的人能从底层的视角来研究问题，是不可能的。他只能是努力地接近。”⑥作为非底层的教育研究者，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底层视角。 退一步讲，假设教育研究者能拥有百分之百的底层视角，能完全理解底层的声音并将其书写，这是否意味着研究者就获得了底层的真实声音呢？实际上，底层并非一个完全自主的整体，“底层意识的内部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⑦。“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底层的‘自主性’话语，就会发现其中有太多被多年的压迫统治扭曲的东西，但他们认识不到，他们以为是在表述自己，实际却在表述来自上层的思想。”⑧有人也许会提议，研究者只要把底层话语中来自上层的思想去掉，剩下的便是其自主性话语。然而，他们如何判断什么是底层真正的话语，什么是被上层思想所扭曲的话语？ 即便教育研究者能将上层思想从底层话语中剥离，实现对底层自主话语的理解和书写，那么这种书写又如何改变底层的生存呢？一些研究者寄希望于苦难书写对教育政策设计的影响。问题在于，社会上层拥有不同于底层的思维逻辑和利益立场，他们能否站在底层立场制定符合底层利益需求和思维的教育政策，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更重要的是，符合底层利益的教育政策要在底层社会落实，还有赖于底层意识的改变。然而，底层教育苦难的书写并未能影响底层意识，底层只存在于研究者表述的页码之间，他们不会发声。因此，试图仅仅通过书写改变底层生存的构想便成为一种神话，底层书写往往沦为对底层苦难的消费。 面对底层群体的话语及认知弱势，教育研究者选择为底层代言。他们努力完善研究方法和技术，试图发现底层的真实。然而，教育研究者与底层群体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身份鸿沟，方法的完善成了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底层教育研究的“代言”模式内含着无法超越的逻辑困境。 一、社会介入：社会学研究的行动取向 自古典时期以降，社会学便在“结构-行动”这一“成对概念”的争论中向前进展。这对概念的“二律背反”构成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内推力，构筑了社会学中“结构主义”与“行动主义”两大传统。然而，在工具实证主义取得了绝对支配地位的今天，社会学的行动传统被忽略甚至遗忘。J.R.费根(Joe R.Feagin)称此为当代社会学中的“集体遗忘症”。在此集体遗忘症下，当代社会学对底层的研究陷入困局，这也是教育底层研究逻辑困境的来源。 事实上，行动取向的社会学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斯·韦伯。基于对社会有机论的质疑，韦伯提出“社会行动”概念，并将“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视为社会学的核心。在界定社会学时，他如此描述道：“社会学……是一门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以此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因果性解释的科学。”⑨此后，解释论、现象学和象征互动论等都聚焦于“结构-行动”的“行动”一端，凸显个体行动者的自主性，注重分析个人行动背后的意义。他们都将“行动”作为理解社会的基点，其理论和方法的探求促进了行动取向社会学的体系化。不过，明确提出“行动社会学”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则是当代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剧烈变动下，他认识到“把社会体现为某种纯粹的秩序和支配系统……无法分析被快速、复杂的变化所支配的社会现实”，⑩并力图寻求思考社会生活的另一模式。在此模式中，“社会行动”概念取代古典社会学的“社会”概念，成为社会学分析的核心。图海纳曾在《呐喊与眼神》开宗明义地提出：社会是“一个行动系统，其中的行动者被一定的文化取向和社会关系所限定”。(11)具体而言，社会是各类行动者相互争夺“历史质”的场域。何谓“历史质”呢？他解释道：“历史质在此指的是一个社会通过各种冲突和社会运动，由各文化模式构建其实践的能力。”(12)由此，他恢复了被结构主义所忽视的历史主体。在图海纳看来，社会大众并非结构的被动屈从者，而是能够根据自己的价值对结构进行挑战的主体，具备生产社会“主要规范取向”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