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上古时期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汉王朝建立这段时期，即国家出现到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这一时间段。 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原生国家阶段，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为中心的准集权制王朝国家阶段，秦汉王朝开始的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阶段。（注：国家的定义、起源、演进方式大概是目前学术界最纠缠不清的公案之一。由国家发展的阶段性差别入手认识国家现象，可能是一条较好的途径。史前分层社会、史前国家、英雄时代、统一的集权国家，是世界古代国家大致经历的四个逻辑阶段。之所以说是逻辑阶段，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古代文明都完整地经历了这个阶段才发展到今天，某些文明突然消失了，如玛雅、良渚，某些文明如希腊文明没有自发地发展到统一的集权国家。这四个逻辑阶段在西亚、埃及、中国、印度都比较明确，中美洲如果不是突然的中断，当也不致例外。当然，这四个阶段在这些地区或长或短，或明显或隐蔽，尤其是“英雄时代”不尽一致，而且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而逐渐模糊，部分地或归入史前，或归入统一集权阶段。中国的情况还要复杂一些，三皇五帝、夏商这些传说、文献记载中言之凿凿的英雄时代，人们向来就是将信将疑的，到疑古派那里干脆来个全盘否定。从今天的考古事实来看，这些时代的确存在，但也不尽如文献传说所言。三皇五帝、夏商甚至包括周（即所谓的中国青铜时代）恰处于已超越史前国家而尚未建立统一王朝的时代，所以我们将中国的这个英雄时代，这个传说记载与史实不能坐实的时代称为“准集权制”的王朝国家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龙山、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各地由原有氏族组织的自然分裂增殖或联合而形成的无数小城小邦，我们称之为史前原生状态的国家。）秦汉帝国是一种高度成熟的政治制度，美国汉学家HerrleeG.Greel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二十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注：转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第15页。）。过去受到材料与认识方法的限制，一般多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分析秦汉帝国的巨大变化，平心而论，历史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因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导因素。尤其是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与经济基础之间未必存在一一对应的时空关系。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上古时期的国家道路及其对此后历史过程的影响。 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工作的开展，（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历史学的时空范畴和概念体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史观的许多成说。传疑中的‘英雄时代’，已证明其确实存在；史前考古学在原始先民的物质遗存与我国三代文明的早期成文历史之间，筑起了沟通的桥梁”（注：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第27页。）。张光直先生更明言：“新中国建国三十年以来，在考古学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三十年以前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开始的，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或至少已经开始知道了”（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第1页。）。的确，我们有可能较为客观地从宏观上对中国上古的国家道路作些把握，并从上古史的方向认识大一统帝国的某些特征。 一 原生国家的自然生成 史前国家的确认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巨收获之一。 从已积累的材料来看，中国史前国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1.史前国家是在特定的连续的考古学文化范围内形成的；2.史前国家的权力结构极可能已冲破氏族组织的束缚。 先看第一点。虽说“古城古国”恰如满天星斗，但被学者们引以为证的，真正具备“国家”的一般条件的“古城古国”不过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数处而已。良渚文化是分布于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它以成熟复杂的礼仪用玉、高大精致的祭坛为特征。它由与其地域分布范围大致相当的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崧泽文化则是马家浜文化的直接发展结果。龙山文化是分布于鲁南苏北一带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它以精美的蛋壳黑陶、发达的记录符号、相当数量的城址为特征。它由与其地域分布范围大致相同的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早于大汶口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较深渊源关系的大墩子下文化层、二涧下文化层、连云港市大村以及大汶口第一期遗存、王因下文化层遗存、滕县北辛遗址等圈定的范围也与大汶口文化的范围大致相当。红山文化是分布于辽西、冀北、内蒙东南部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以大型神庙、精彩的雕塑、独具特色的玉器为特征。关于红山文化的渊源，一般认为是这个地区一种独特的新石器文化。这三处史前国家都是在本地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这些文化从未停止过与外界的交流，但没有发现这些文化被外来文化打断、代替的现象，也没有发现这些文化在其特定的历史地理范围之外建立史前国家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史前国家是原生的、非外来因素刺激而成的产物。 再看第二点。众所周知，血缘关系是原始社会的根本纽带。良渚、龙山、红山文化这些代表性的史前国家不但从本地的“传统”文化发展而来，而且都显示了以血缘关系为起点，社会逐步分层，以至史前国家组织极可能终于打破以血缘关系的迹象。其中良渚文化的墓葬情况表现得较为明显。马家浜、圩墩和草鞋山三处墓地反映的马家浜文化的人们集中埋葬在公共墓地中，随葬器的普遍比较贫乏，无多寡不一的现象。崧泽文化的崧泽墓地、草鞋山墓地、乌墩遗址墓葬的随葬品已有多寡优劣的区分，私有制逐步滋生，贫富不均开始成为氏族内部的基本现象。良渚文化早期的墓葬继承崧泽文化的特点。以赵陵山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中期阶段，出现了大中小型墓的形制、随葬品迥然不同的现象，但不同等级的墓葬依然同处一个墓区。以反山、瑶山、汇观山、福泉山、草鞋山、乌墩等墓葬或祭祀遗迹为代表的良渚文化晚期，大型墓葬已与氏族的公共墓地相分离，而且多随葬象征统治权力的石、玉质斧、钺。氏族血缘关系和组织已退居权力之后。这些史前国家的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渐变色彩，内部没有发生强烈的冲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氏族血缘和权力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奴役大多数人的工具并最终为国家权力所代替的。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以统治与被统治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而且是非暴力的方式，实现了史前国家的建立，没有比这个过程在事实与当事各方面的心理上更为自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