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中国古代史学者，囿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明于前而昧于后，对明清时期的经济作出了不适当的贬低的评价。他们认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由于人口增长快，土地垦辟少，出现“人满之患”，“民穷财尽”。社会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局面，变为一个越来越贫穷的国家。与唐宋经济，乃至秦汉经济，都无法比拟。这种论断，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实有澄清的必要。清代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全面论述并与唐宋乃至秦汉进行比较，实非易事，也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详尽。本文只拟就他们的某些论点与论据，对清代农业经济的几个问题提些看法，与他们商榷并请教。 一、从粮食生产看农业经济发展 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对于一个农业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对于一个封建国家的经济，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人所熟知，不用多述。 粮食总产量，代表封建国家的经济势力。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反映土地利用的效果，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历代皆无统计。多年来，中外学者作过种种估算与历史对比，发表了许多论文与专著。其数据无庸赘引。但可指出一点，他们的结论，与中国农业科技史学者的结论是大体一致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农业，是“高度用地与积极养地相结合，以获得持续的、不断增高的单位面积产量”。“土地越种越肥，产量越种越高”〔1〕，是它区别于西欧中世纪农业的重要特点。 下面对他们的论证，稍作补充。 1、有的学者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小麦产量是种一收五，而中国秦时小麦的种收之比就已达1：15。当时精耕细作农业是更典型更先进的。所谓种收之比，就是种子量与收获量之比，是反映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又一种指标。清代粮食亩产量数据，有的学者收集到了一千几百个，不难算出大量种收之比的数据。这里拟主要用一些原始记载，对清代情况作点考察。 在江南苏松地区，《浦泖农咨》说，稻种“每亩需谷一斗二升”。道光以前，“田有三百个稻者，获米三十斗，所谓三石稻田是也”。米三石按官定“一米二谷”比例折成谷，是为谷六石，其种收比例为1：50。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沙田种稻，“计一亩播种十升，谷成得三石”。“每亩丰者四石”。永安县，“土壤肥沃，多上田，无所用粪，种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广东新语》卷一四）。种收之比量1比20、30、40、70、80不等。其丰产田的种收之比，则均在1比40以上。 在福建永春州，“土田膏沃，水泉灌溉，率一斗而收六七石”（乾隆《永春州志》卷七）。种收之比是1比60、70。 在湖南，林则徐说，“其田系以石计，布利一斗，半年可得收毛谷六石，次四五石不等”（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二）该省安福县，在洞庭湖滨粮产区，“富民买田召佃，斗种岁取石租”。此“石租”应为米，而非谷，因后文说，“贫民五口之家，佃田二石，中熟之年，俯仰足以自给”（同治《安福县志》卷三十）地租率一般为秋粮产量的二分之一，如果为谷，是养不活一家五口的。这是斗种收米二石，即收谷四石。据这些记载，其种收之比是1比40、50至60。 在四川，据康熙间记载，“小民之家，有种数斗而获数十石者，有种二三石而获数百石者”（民国《遂宁县志》卷一）。雍正间，广东总督鄂弥达说，“川省膏腴，每田种一石，可收谷百余石”（《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其种收之比，均达1比100以上，可能有些夸大。经过长期战乱，田地失耕，地力得到休养，草木腐朽，也提高了肥力。在这种特殊条件下，这样的高产是有可能的。但在正常条件下，则可能与湖南是大致相同的。 贵州是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的地区。嘉庆道光间，黔西南的丰贞州，“田以种计，上田每斗种约十五斤，下田八九斤。丰年上田可收草谷十石，稍次六七石”（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八）。黔北的怀仁县厅，“其稻植于山阜弯环处，可斗种而石收。平敞之处，可斗种而二石收”（罗绕典：《黔南职方记略）卷四）。其种收之比是1比10、20、60、70以至100。1比20以下的，明显是下田。 此外，还有两例。安徽望江县，乾隆间，“乡间俗例，每种一石，收谷十石。计种三石五斗，该收租谷三十五石”。广西博白县，乾隆间，“俗例，每种一斗，还租一石二斗”（〈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第189、76页）。按地租量为秋粮产量一半计，其种收比例是1比20至24。 以上所说的都是种植水稻。其丰产田的种收之比，一般都在种一收回十以上。种植小麦的北方地区，自唐宋以后，由于气候发生巨大变化，粮食亩产量大幅度降低。又多山区高原贫瘠之地，这种地区亩收二三斗，即是好收成。因拟选择古秦国之地的陕西的高产田，对小麦产量作点粗略考察。 汉中地区，“上地曰金地银地，岁收麦亩一石二三斗”，“兴安汉阴亦然”（《三省边防备览》卷八）。根据上文，斗石是当地“乡斗”，比“京斗”即仓斗大一倍。同州府的白水县，“麦田每一亩，上腴之地，丰年可收一石，次者八九斗，或五六斗”（乾隆《白水县志》卷三）。据《马首农言》 说，种麦一亩，“地混而肥，一京斗（俗以五升为一小斗，亦曰京斗）至多矣”。麦种按每亩五升计，其种收之比，上田是1比20、24、26。其邻近山西省，雍正间，“二麦收成向来半年每亩收一石者，今竟收至一石一二斗”（《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6辑，山西巡抚觉罗长麟奏）。种收之比也是1比20至24。亦可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