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希腊时期，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在其所著的《历史》一书中，以本民族的历史为出发点，站在希腊文化圈的中心来研究周边世界(两河流域、北非、意大利、黑海地区)的历史，开全球史研究之端绪。启蒙时代，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第一次全球化的开启，“商品和知识越来越多地从亚洲、非洲以及大航海时代以后的美洲传入欧洲，使得学者们能够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罗伯特森(William Robertson)等学者都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了思考”①。全球史研究亦因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大大丰富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19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殖民的“高歌猛进”，西方学者大多不再重视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区的长期研究，其研究的重点转向欧洲，形成带有文化优越色彩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欧洲史学发生重大转向，开始重新重视全球史的研究。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出版。该书打破西方中心论，从全球视野和互动的视角研究欧洲史，成为全球史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在全球史的研究中，经济史学的研究独树一帜。2003年9月，49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经济史学者建立了“全球史网络”，英国、美国、荷兰、日本的许多大学的经济史研究学者成立了全球经济史研究中心。2006年3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刊《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德国、法国、荷兰等国亦纷纷成立全球史研究的机构，发表大量全球史研究的论著。 受国际学术潮流的影响，中国史学界的全球史研究也蔚成风气。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全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7年招收全球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08年创办《全球史评论》。②201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2016年，山东大学成立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此外，一批在全球视野下研究中国史的高水平学术著作也相继问世。③ 全球史研究与以往国内的世界史研究相比，其最大的不同在于世界史侧重国别研究，全球史注重世界的整体性研究，关注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依存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它是全球化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历史书写，是历史学研究的革命。 经济思想史既是经济学的分支，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全球史研究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启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下不断融入全球经济思想体系之中，成为全球经济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中西经济思想摆脱了传统社会各自独立发展、少有相互取鉴的局面。在全球视野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将拓展研究的学术视野，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术专著迄今尚付阙如，已有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术论著，缺乏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全球化的经济思想趋势的整体性把握，没有将中国经济思想视为世界经济思想的一部分加以观照。这种状况不利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互动、互鉴的研究，不利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如何推进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本文拟就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展望三个方面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学术同仁，以期共同推进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的研究。 一、研究现状 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有关从全球视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经济思想的东学西渐研究、经济学的西学东渐研究、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和中西经济思想文明互鉴研究。 (一)经济思想的东学西渐研究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文明以其巨大的历史张力波及世界，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进程。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不仅在东亚地区直到19世纪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成为整个东亚经济思想文明之根，而且它还影响到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发展，如近代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就受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在19世纪以前，中西经济思想交流的主要趋势是经济思想的东学西渐。 最早从东学西渐角度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西方学者。西方有不少学者，特别是一些汉学家，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价值及其对西方经济思想特别是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影响，如法国经济学家维吉尔·皮诺发表的《18世纪的重农学派与中国》(1906-1907)一文和法国经济学家季德和利斯特合著的《经济学说史》(1909)一书，都认为重农学派曾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吸取了若干有益的思想。之后，法文论著《中国与法国重农主义体系》(1922)、《中国、重农学派与法国革命》(1929)和《中国对重农主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之影响》(1938)都论述了中国对于法国重农学派思想的影响。德国学者利奇温所著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923)一书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渊源不是古代希腊，而是古代中国。日本学者泷本诚一所著的《欧洲经济学史》(1931)以“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作为该书的副标题，凸显中国经济思想对于欧洲经济思想的影响。英国学者赫德森的《欧洲与中国》(1931)和埃儒迪的《重农学派的公正管理学说》(1938)两部著作，都认为重农学派深受中国影响。美国学者马弗利克在其发表的《中国对于重农学派的影响》(1938)、《中国人与重农学派》(1940)、《中国对于魁奈和杜尔哥的影响》(1942)等论文和专著《中国：欧洲的模范》(1946)中，以丰富的史料论证了中国对于重农学派的强烈影响，其观点引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关注，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注意到中国人对于重农学派影响这一问题。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