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22)05-0055-12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围绕各类政治制度的话语竞争愈发激烈。这一现象与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密切相关，也与全球范围的各种政治社会思潮涤荡相互呼应。“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1](p289)这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尤其是政治学科提出了许多崭新的研究命题，中国比较政党研究就是在这种大场景下得以快速发展。本文试图从学术发展的视角对中国比较政党研究进行分析，结合现实情况对其进行全景式描绘，分别探讨中国比较政党研究的生成逻辑、知识版图与学术建构。 一、比较政党研究：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议程 比较是政治科学的方法论核心，比较有助于解释政治程序的运转和政治变革的发生[2](p35)。比较方法通常适用于宏大的政治系统，这类系统的案例数量有限，但内部变量却涉及多个方面或层次[3]。比较方法对于政党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现代意义的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党为中心展开的。作为高度发达的政治组织，政党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根深蒂固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比较政党研究即采用比较方法对政党问题进行的研究。它可以看作但并不仅限于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目的可以是寻找多个政治共同体间政党现象的共性或差异，也可以通过比较方式为某一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完善寻找参考和借鉴。 (一)西方比较政党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话语特征 从历史序列来说，西方政党的产生已历数百年。西方学者对政党进行政治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系统采用比较方法对政党开展研究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西方比较政党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20世纪初到40年代的理论准备阶段。这一时期的政党研究开始摆脱过去哲学意义上有关政党善恶的冗长探讨和对单个国家政党的简单描述。俄国学者摩西·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oisei Ostrogorski)、意大利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美国学者埃尔默·埃里克·谢茨施耐德(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等主要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对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权力结构及政党与民主原则的关系进行学理分析，体现出浓厚的整体主义和制度主义特征。 二是20世纪50到70年代的理论体系形成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政党研究迎来了一个高潮，以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意大利学者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的标志性著作为代表，西方国家的政党与政党制度得到系统研究，政党行为的社会根源与政党塑造政治社会的能力得到深入分析。受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西方政党研究的整体视域得以拓展。政党研究的基本范式、主要方法和重要理论命题相继确立。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政治运动的影响下，部分学者对欧美国家以外的政党现象给予了更多重视。 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调整与成熟阶段。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下传统政党力量的式微，一批西方学者积极推动政党研究视角与议题创新，从而解释和预测西方政党在挑战面前如何表现出适应能力。法国学者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等将政府因素作为变量引入政党研究；美国学者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e)等在探讨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间关系的基础上创立了卡特尔政党理论；邦尼·梅吉德(Bonnie M.Meguid)等借鉴市场营销学相关概念提出利基政党学说。经过长期的积累，21世纪以来的西方比较政党研究正呈现出主流理论与边缘理论相互影响，经典议题与新兴议题相互交织，质性分析与量化研究相互补充的整体发展态势。 西方政党理论创立至今始终体现出鲜明的比较特征。主要表现为：政党研究的对象通常跨越一国界限，由两国到多国，由西方到非西方；政党研究的方法注重实证经验基础上的分类、归纳和概括，进而形成一般性的政党理论；政党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包含着向非西方国家推行西方政党模式的强烈动机。西方比较政党研究传递的学术信念是：西方政党理论能够指涉作为事实存在的各种形式的政党活动。然而，当西方学者构筑和传播关于政党的知识体系时，表现出的是一种狭隘经验，这种狭隘性体现在时间、空间和对象上。西方学者并非没有对非西方世界的政党问题进行过有创建性的论述①，但受制于有限的视野和特定的立场，这些研究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没有揭示政党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差异。 西方比较政党研究本质上是探讨西方代议制度如何确立、运行和巩固的中层理论，它构成当代西方国家学说的重要一环。其中预设的政治价值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好的，人类社会中的其他政治制度最终都要转向西方模式，政治转型的核心是多党制的建立。在这一政治价值支配下，西方学者以竞争性选举制度为标尺，对世界各国政党制度进行类型学划分。如一些欧美学者使用极权主义政党、一党制、霸权党制、党国体制等概念来指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试图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行价值观念上的规制。显然，这些称谓陷入了西方理论简单化运用的误区。套用西方政党理论分析中国政党实践，必然会产生严重的适用错误。不仅无法有效解释现实，还容易导致人们政治是非观的扭曲和价值观颠倒。构建基于中国事实和语境的比较政党研究体系显得必要而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