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7.001 2020年一场疫情，让长久以来一直沉醉于前景自我勾画中的在线技术与教学，猝不及防地迎来了一场大考。如今各种关于其教学效果的调查结论纷纷出笼，对于其成败和是非，人们自然是褒贬不一。其实，褒也好贬也罢，无论是哪方的评价也都未必客观，因为毕竟为情势所迫，而特定情境中人们的感受难以反映技术在常态教育与教学环境中的真实意义与价值。故而，本文在此无意涉足这个正在趋热的议题的背景关联，而是尝试以一种相对超越和反思的立场来审视如下更值得去细究的几个问题：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教学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教育技术的效果与前景如何? 一、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教学之间的历史因缘 如果回溯到人类的原初如旧石器时代，可以发现，教育与人类早期赖以生存的技术、技能原本就浑然一体，难解难分。在日常生活与劳作中长幼之间的互动，既是一种素朴技术和技能的探索和创造过程，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人类教育实践活动。因此，撇开早期祭拜图腾、神祇等象征性仪式的教化不谈，仅就技术的缘起而言，它与教育可谓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至于两者在人类历史中何时逐渐分开并步入两种不同的演进轨迹与路线，这固然是一个如山中迷雾般不可考的议题，但可以大致肯定，社会分工是导致两者此后分进且又不断交叉和相互影响的核心机制。尤其在技术被纳入人类的经济与交易活动领域、教育逐渐走上组织化与制度化轨道之后，两者之间一度出现技术的物质性诉求与教育的精神性诉求长期分立乃至对峙的格局。技术也逐渐转化为一种外部的异在力量，以间接方式逐渐渗透到学校教育日常活动之中甚至颠覆和重塑教育的形式与形态。 不过，虽然千百年来中西方学校教育的活动内容与组织形式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状态，但师生之间以及学生相互之间面对面的思想、观念、理论、知识等的交流与对话，则始终为其活动形式的稳定态。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稳定态，作为教育的特定物理空间—学校与课堂，即便在历史上曾受到左翼和右翼思潮的冲击，如左翼批判人物伊利奇(Ivan Illich)20世纪70年代废除学校的激进主张、90年代美国右翼推崇的家庭学校(home schooling)运动，依旧没有发生根本动摇。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学校与课堂却实实在在地面临着一次冲击。目前而言，主流的观点更倾向于认为，信息技术正在并将越来越多地被整合到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之中，而绝非能够替代传统教育教学。但诸如MOOCs等大规模在线课程项目的开发、网络教育产业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似乎又让人看到一种颠覆的可能性并为此而欣喜不已。 事实上，如果回溯历史便会发现，这种情形的发生也并不是首例。古纳拉特纳(Shelton A.Gunaratne)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先后经历了三次传播革命，分别是书写，印刷，以及当代以电视、计算机与数字化为代表的信息技术(Gunaratne，2001)。书写的发明让人类的日常生活教育实践走出了口授心传的传统，实现了人类生存经验与文化象征系统以文字为方式的代际传递，它不仅参与文明的缔造并为其赓续和传播奠定了基础，而且因为文字符号所带有的抽象性，让教育摆脱了与日常生活难分你我的浑朴稚拙状态，开创了正式教育的雏形。在印刷革命之前，文字与书写作为一种由精英掌控的小众技能，不仅是对金字塔式社会分层结构的镜像，而且也塑造了教育过程中话语主导与被主导、指令控制与被控制的格局，讲授与听写、诵咏与识记、惩戒与服从是日常教育活动的基本形态与面相。不过，客观而言，是书写的掌控者而不是书写本身主导了教育内部结构与日常权威的形塑。正如西欧中世纪大学通用的教学语言—拉丁语，它之所以能够拥有长期宰制的优势，原因并不在语言及其书写本身，而在于其背后教廷对教义诠释权力的独揽。这种专断也衍生出教育过程中教与学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型，程序的刚性，内容传输的单方向，教学方法与形式的相对单一。 印刷术的流传为第二次传播革命。造纸与印刷术的发明源于我国，但它所带来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卡特尔(Thomas F.Carter)认为，欧洲的古登堡印刷革命之后，造纸与印刷术不仅为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也为大众教育提供了可能(Carter，1955，p.9)。有人甚至认为，正是印刷术促成了欧洲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三大变革，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Dewar & Ang，2007，p.365)。其实，单纯就技术层面而言，印刷术的重要贡献仅在于大大降低了传统书本的成本。如迪特马尔(Jeremiah E.Dittmar)所指出的，自1450年左右印刷工业于德国的美因茨创立之后，“不到50年就流散于整个欧洲，到16世纪末，书籍的成本迅速下跌了2/3，从而变革了思想的传播方式与智力工作的境况”(Dittmar，2011)。人们往往会把书籍成本的下降归因于技术，然而，更深层的原因还真未必是技术本身，而是它生发的特定社会背景。迪特马尔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后认为，早期推动印刷术迅速散播的动力是当时欧洲城邦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繁荣促成了人们对掌握商业技能与规则的旺盛需求，因而各种与商业有关的手册以及与利润计算相关的教科书颇有市场，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底层阶级的识字教育需求，推动了面向底层的城市学校的发展(Dittmar，2011)。学校教育的扩展，反过来又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印刷产业的扩张，从而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放大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