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教育人类学”之问 与包括人类学界和教育研究/教育学界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般认知不同的是，“教育人类学”并非新生之物，而是随着“教育学”进入中国伊始就已产生的学术分类标签。[1]早在1905年的第一本《教育学》中，王国维就辟有专篇共五章论述“教育人类学”，并且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学科根本之问——“何谓教育人类学”。这位被后世学界奉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楷模提出了与教育人类学相关且至今仍不过时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学术观点。一是教育学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一切有关教育之事项的学问，由教育人类学和教育方法学两部分构成；二是教育人类学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精密研究的学问，由教育人体学（即教育生物学）和教育心理学两部分构成。[2]从目前学界已知的文献资料看，王国维堪称中国教育人类学第一人。 根据被誉为美国“教育人类学之父/祖”的斯宾德勒（Spindler，G.D.）广被征引的观点，美国教育人类学的起点应从人类学家休伊特（Hewett，E.L.）于1904年和1905年分别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上发表《人类学与教育（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和《教育中的族裔因素（Ethnic Factors in Education）》开始算起。[3]由此看来，中国教育人类学同美国教育人类学几乎同时起步，但学海浮沉、世事沧桑，两国教育人类学走上了各有特色的学科发展之路。百余年后的今天，教育人类学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群中发展最快的分支学科之一，在全球教育人类学格局中占有了一席之地。[4] 尽管在组织化和专业化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5]但也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也面临着多重风险和诸多挑战。有学者曾以罕见的直率批评道：“在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打着‘教育人类学’旗号一哄而上的庸俗化表演——一些冠以‘人类学分析’、‘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论文，文本缺少人类学的韵味，其观点甚至有违于人类学的基本理念。这一良莠不齐的发展局面是令人尴尬的，这种混乱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育人类学的学术声望。”[6]除了研究成果质量极差过大、部分成果质量堪忧之外，还存在研究队伍中中坚学者力量较为薄弱，业余爱好者和搭便车者过多等问题。但综观之，在“何谓教育人类学”这一“原点问题”上人言人殊、莫衷一是，缺乏基于深刻洞察的普遍共识，则是更为根本的学科发展之隐忧。本文试图在批判性地审视教育人类学的传统界说范式弊端的基础上，简明扼要地解说“新教育人类学”的学术构想，以期增益和锐进学科想象力，为教育人类学持续发展提供新的依凭和动力。 二、教育人类学的传统界说范式 “教科书学术”在追求“名正言顺”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一直大行其道，但纵观其内在的演化机制与制作套路，则是强传染性和高度雷同的，界说范式常常以“归属+对象+方法”为关键内容框架，教育人类学亦不能例外。查阅汉语世界的教育人类学之“通论”“简论”“导论”“引论”“教程”类教科书以及用教科书的篇章体例撰写的“类教科书”类专著，不管所占篇幅大小，“归属+对象+方法”是通用的界说范式，尽管学界对这种界说范式在汉语世界究竟缘起于何种时空、情境和学科，以及究竟是本土传承的还是舶来借鉴的均所知甚少。为了进一步了解传统界说范式的弊端，我们将传统界说范式的内容分述如下。 （一）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归属 在汉语世界，人们常常将社会科学中具有一定程度知识与方法交叉性质的非基础学科（基础学科常常指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名称理解为偏正词组，并且通过使用不同的学科名称来表达学科认同，例如“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生态人类学”和“人类生态学”、“教育社会学”和“社会教育学”等不一而足。“教育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从字面上给人两种强烈暗示：一是交叉学科；二是人类学的子学科。但暗示并不是事实，关于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事实上有三种典型的传统观点：综合性的边缘学科，以庄孔韶、滕星等学者为代表；教育学的子学科，以李政涛、冯增俊等学者为代表；人类学的子学科，以钱民辉、巴战龙等学者为代表。这些观点的疏漏之处在于对社会实在意义上学科的多样性认识不足。例如，中国是源于德俄系统的“教育学”和源于英美系统的“教育研究”共存的国度，制度上存在着强大的“教育学”的话语和叙事，而实践上却存在着丰富的“教育研究”的话语和叙事。至今不能严格区分作为学科的“教育学”和作为领域的“教育研究”，导致中国的“教育之学”逻辑混乱无法自洽，备受诟病声誉减损，出现了“教育问题受到重视而教育学者不受重视”等现象。[7]再如，在人类学中，关于教育人类学的归属问题的认识也很复杂。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学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也有学者认为，学术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的二元划分本身就是武断的，因而并不适用于教育人类学这种学术和应用并重的学科，更有学者认为“教育人类学”其实名不副实，因而还是称为“人类学与教育”较为妥当。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类学家英戈尔德（Ingold，T.）近年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颠覆性观点。他认为，人类学本身将永远是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学科，是一种与人同在的哲学，它不牵涉任何知识生产，最根本的目的也不是人群志（ethnography，亦常译为民族志），而是教育。[8]有趣的是，我们既可以把他的这种将人类学重建为一门单一学科的倡议理解为给教育人类学敲响了急促的丧钟，又可以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C.）所提示的那样，[9]也许可以将“人类学与教育”置于研究与分析的核心位置，从而使人类学成为一门致力于教育的新学科。[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