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国家能力、国家目标与帝制晚期的经济发展 时至今日，绝大部分研究者已经放弃了一些曾经深入人心的刻板印象，诸如清朝是一个“专制主义”政权，在其统治之下，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或者清代的中国是一个千百年来保持着“超稳定结构”的“封建”社会。①当代的研究者们大多更加认同下面两种观点中的一种，而这两种观点却可以视为同一个谱系的两个极端。第一种观点认为清代的国家更像一个“小政府”，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法律和秩序，基本上不会超出以下几个方面：为数不多的基础设施；小规模的公共教育；司法体系可以保护比较简单且易于处理的财产诉求，但却不能保证复杂契约的履行和降低交易成本。这种观点的一个特别直白的表述，认为清代的政府可能只扮演着一个消极无为的“守夜人”角色，以至于民间积压了大量的纠纷、诉讼和社会冲突，如：豪强恶棍盘踞交通要道，勒索过往旅人客商；欠租欠债司空见惯，却难以追讨；土匪流寇打家劫舍，为害地方；等等。②而站在这个观点谱系另一端的研究者们则认为，清代的经济是在“前近代社会能够达致的极限状态”下运行的。③一些研究者将清朝视为一个“农本国家”(agrarian developmental state)。④他们强调，这个国家在数量庞大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域之上，还能维持相当程度的社会秩序，为自由贸易的良性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建造并维持一些规模相当大的基础设施，从长达1400英里的大运河、持续治理极易泛滥的黄河，到地方官督民办的大大小小的灌溉工程，以及由国家运营但又与地方市场体系和慈善网络紧密连接的仓储体系。有赖于这些基础设施，这个国家在18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可以说是相当稳固的。这些研究者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国家为了有效治理所付出的努力，也包括这种治理方式的真实效果。他们认为，与工业革命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众相比，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都是相当不错的。⑤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持前一种观点的研究者看到了清代经济疲弱的一面。这种疲弱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的失败，而国家对此却无所作为，甚至有时国家就是这种情势的始作俑者；持后一种观点的研究者们看到了一个在当时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几乎达到了其生产力上限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潜能已经被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在取得不可否认的经济成功的同时，支撑进一步发展的资源也已所剩无几。所以在19世纪，当政府治理能力衰退与人口激增同时发生的时候，经济、社会、政治和自然环境就无可挽回地冲向了崩溃的方向。当人们的行为超过了环境可承受的极限，当外生冲击纷至沓来(从气候的恶化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大量的问题和弊病就以难以抵挡之势倾泻而至。⑥ 上述对这些观点进行两极化的概括，或许有助于阐明研究者们的分歧所在。但是实际上，还有许多研究是将这两种观点糅合在一起，或者说在这两极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中间立场。一方面，“生产力上限”(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是一个从理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并不是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实存之物。另外，即使存在着一个“生产力上限”，它也不是完全由资源和技术决定，而与国家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便是在前工业化时代，国家也会促进或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时常产生对某种特定资源的需求，并用各种方式去促成或阻碍对某些资源的开发，这一类国家行为甚至会影响到人们对于特定资源的意识。本文认为，清代的国家在某些方面还是颇有成绩的，然而它在具体事务上的表现还是有时空上的差异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清代的国家机构和官员并没有像现代人一样执着于“经济发展”。他们甚至非常怀疑，那些他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否最好或者必须让各级官员自己去做。所以，如果按照清代人的标准来衡量，那些必须做却没有做的事情并不一定反映着国家能力的缺失，只有那些已经做了但却以失败告终的事情，才真的是国家能力不足所导致。 清代的辽宁提供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国家治理其实是服务于许多复杂的目标，而并非仅仅为了使经济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直到19世纪末期，辽宁的人口都是以旗人为主。因为其特殊的身份，旗人是受到国家重点管理的。辽宁的政府官员们掌管着全国1%—2%的人口，官民比例与国内其他地区没有明显的差别。然而在土地和人口登记方面，这一地区的政府机构和官员还是有着非常出众的表现。当时辽宁省的土地和人口是每3年登记一次，比同时期中国任何地方都更加严格和准确，也几乎是同时期全世界最详尽、最持久的土地和人口普查。⑦而且纵然以许多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清代辽宁的经济发展都是颇为可观的：人口增长得很快，输出的大宗商品(如粮食和豆饼)是全国各地都需要的。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民众生活从总体来说也是相当安稳的。⑧但是清代的国家却并没有在任何情况下运用他们的治理能力，最大限度地推进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反，这个地区的一位最高行政长官(事实上也是整个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最关心的是限制移民的进入，以防止农业的扩展威胁到旗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价值体系。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他们“严防死守”的土地数量，以及邻近地区有多少跃跃欲试地期待“闯关东”的民众，就会知道在19世纪中期以前，辽宁的地方官员在落实他们的治理目标方面还是相当成功的。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