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后，对中国经济史学以至整个中国史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经济史研究被纳入并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革”前，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尤其是有“五朵金花”之称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的形成等五个议题。古史分期的讨论，实际上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农民战争的起因及其利益诉求，也是重在经济领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题中应有之意。这样看来，“五朵金花”中的四个议题都和中国经济史有直接的关系。由于问题意识集中，导致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文革”中，中国经济史研究陷入停滞的状态。“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史迎来又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一时期，学界整理出版了大批的经济史文献档案资料，研究方法和理论迅速转向和走向多元化。与此同时，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专业人员之众多，出版和发表的学术论著数量之丰富，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学术界，思想在解放，研究方法在更新，研究领域在扩大，研究水平在提高。当然，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尤其是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进行全方位国际对话与合作，以开拓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 植根于中国理解世界，置身于世界研究中国，是中国经济史学人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经济史研究不能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研究的最终目标还是要进行国际比较。国际比较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比如目前经济史研究热点中的财政治理能力、物价工资、市场融合以及历史GDP研究，都是很好的国际比较素材。 以清代的财政史研究为例。西方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财政状况与国家官僚制度与地方治理有着密切关联，即政府行政能力的强弱主要表现在征集赋税、徭役的能力和效率方面，因而他们考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朝廷的财政状况及与此有关的政治、社会变动。马克斯·韦伯则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甚至提及国家权力“垄断”财政的概念。①直到19世纪之前，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水平，一直稳居世界前列，正是这一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成就。清朝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在继承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融会、贯通、创新和发展，适应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历史发展道路，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从而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清代的国家治理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能力的最高峰。直到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经济前列。 另一方面，清朝国家财政体系的转型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前的嘉道年间，真正的近代转型发生于咸同时期，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财政收支结构和财政指导思想等多个层面；推动清代财政近代转型的动力首先是内生的，既受时局的重大影响，也是嘉道以来财政实践的自然结果，西方列强的影响反在其次。这种由农业型社会向近代化的工商业型社会转变步伐，虽然是被迫的，但却和17-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转型，即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轨迹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前近代中国的财政体系与欧洲各国差异甚大，但清代财政体系的演进轨迹却绝非“西方中心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偏离于世界各国近代化转型的主流道路之外。这对于在全球史的视角下来比较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财政结构虽然经历了以田赋为主体的农业型财政到以厘金和海关为主的工商业型财政，但目前已有的大多数成果都集中于探讨清代税收本身，尚较少从全球史的角度展开中西比较，以凸显清代税收长期变迁趋势的共性与特性。而目前的欧洲财税史研究，大多数成果也正好处于上述分析框架之下，一是探讨欧洲各国是如何以财税征收为契机推动本国财政结构和体系的近代转型，二是探讨欧洲各国以限制王权对财税的征收为起点引发革命并最终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可以说，财税是对清朝与欧洲近代早期进行比较的极佳对象。 吴承明先生曾说：“历史本来是多样性的，多样之中有共同性的东西。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可以避免先验论，符合历史多样性的本来面貌，取得比较客观的判断。”②只有比较才能发现问题，找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并由此而得出全新的认识。笔者曾著文比较1823年清朝癸未大水与爱尔兰1816年大饥荒的财政投入及其路径依赖，指出清政府的赈济财政支出虽然比英国高出约15倍，比普鲁士高出约6倍，但加权人口因素后却可以发现，英国受灾民众所接受的人均补贴远超过清朝。考虑到至今普遍认为当时的英国过于“马尔萨斯化”，中国却是封建集权体制下的儒家伦理治国，两者的鲜明反差值得做进一步思考。③ 近些年来，随着计量史学、新经济史学的崛起，量化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的“历史GDP”研究，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日渐兴起。国际学术界围绕这一研究潮流还引发了对诸如“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等问题广泛而持续的大讨论。尽管学者对GDP估值持有不同意见，但作为一项重要的综合指标，它不仅包含经济总量，也包含经济结构。通过GDP指标，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兴衰和结构变迁，基本上可以一览无余，在此基础上，更可以较为方便地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研究。正是因为有了历史GDP研究的基础和共识，国内外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明清、近代中国社会是发展还是停滞的讨论，才有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为大家所接受的结论；国际大分流的学术讨论，也才有了更为流畅的沟通平台。当然，由于多方原因，来自西方的GDP研究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欧洲经验”和近代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最重要乃至唯一的衡量标准。身为中国学者，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既不能完全排斥这套体系，也不能被它所局限，应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传统中国经济运行的结构、特点和规律上，并将其置于全球经济体系中，考察其发展及其与西方经济的相互关系，只有如此，“中国历史GDP估算及经济总量的国际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具有本土学者的特色，并以这种特色贡献于‘整体主义’的世界经济史研究，而不使研究成果成为新版本的‘欧洲中心观’的数量化诠释”。④在这一研究潮流中，中国学者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相信通过踏实努力地工作，中国学者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历史GDP研究道路，这也是中国学术走向国际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