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中国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9)08-0010-006 中国经济40年来的快速增长是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伴随的。如何解释这一重大的经济现象，学界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见仁见智。本文拟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此做一个经济学方法论的考察。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经济改革思想对启动和推进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其中所体现的经济学方法论特点深刻显示了中国经济40年来发展的内在逻辑。 毋庸讳言，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理论产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消除市场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周期和贫富差距等弊端的理想色彩。由于市场经济崇尚方法论个人主义，取代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必然、也确实选择了方法论整体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前，延续两千多年的古代农业经济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时经济，都具有程度不同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属性；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在加快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应对西方经济封锁、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等观念因素的叠加促成下，方法论整体主义很容易地成为思想主流和决策引领。 在我国计划经济的实施过程中，出现过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短暂肯定，在体制上也给市场机制留了一些空隙，但总体上，对最终消灭商品生产、取消价值规律的目标追求，对私有产权、个人利益的偏见和忽略，对国家意志、政府管理能力的迷恋，再加上对外部环境的严峻判断，使得方法论个人主义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几无生存和传播的可能，市场经济因而命运多舛，奄奄一息。 惟其如此，顾准的经济思想闪烁出睿智的光芒，达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演进的时代高度。在顾准的文稿和笔记中，没有明确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术语，但他提出的诸多观点，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让市场价格成为调节企业经营的主要工具，一直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经验和实践的过程，中国古代缺乏对私有制和商业精神的保护导致了近代化的困难，需要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对经验主义的批评，等等，都贯穿着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主线。顾准(2002，349)预言：“要通过资本主义来现代化，必然要鼓励事业精神和谋利动机，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的积累看作人类的福音”，所以，一方面，“新兴国家到底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也雄飞世界”。这显示了一位从理想主义转变为经验主义的思想家的深邃洞见。 如果说顾准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勾勒了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方法论的必然指向，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则使这一转变趋势付诸实践和不断演进。从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看，他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来自对人民切身利益的关心，起始于对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计划经济体制局限的反思。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总结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时就指出：“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而要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热情，最根本的一条是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邓小平，1994，85)。 计划经济时期，邓小平在考虑经济政策时，同样重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如对农业生产问题，他多次表示：“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政策……一个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生产”，“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1994，322-323)。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对“包产到户”等有利于维护农民利益的生产形式表示理解和支持，曾在内部听取汇报时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薄一波，1993，1084-1085)在公开场合，他也这样表态：“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拿出办法来”，“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邓小平，1994，323-324)。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在科学分析计划经济时期决策失误的基础上，对改革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判断和设计。 结束了“十年动乱”以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迫切地需要有一场全面深刻的思想解放。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立即转载。文章提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在国内引起讨论，邓小平对这场讨论高度重视，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1994，14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是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理论上突破“两个凡是”桎梏的需要，更是思想上恢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基本路线的体现。思想解放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