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鲜有议题比“民主的脆弱性”更引起政治学者的关注。在发达国家，右翼或左翼极端主义政党的崛起令人大跌眼镜，而在发展中国家，新兴民主的崩溃或倒退四处可见。土耳其一度被视为中东民主的典范，但埃尔多安的铁腕化统治让土耳其“一夜退到解放前”；“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主转型几乎全军覆没，即使是硕果仅存的突尼斯，民调显示80％的民众认为本国“行进在错误的方向上”；①巴西历经了弹劾罗塞夫总统的宪政危机后，选出了一个极右的总统Bolsanaro；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的去世没有带来改革的契机，反而成了饥荒的开端；2014后，泰国的民主已经逐渐成为模糊的记忆；而南非，以“政治和解”著称的新兴民主国家，近年不但经济凋敝，左右极端主义政党都日渐得势……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本文试图分析新兴民主脆弱性背后的经济逻辑。显然，民主难以稳固有各种原因——政治上，强人型政治家的崛起常常将自由式民主改造成“不自由的民主”；文化上，缺乏宽容的政治传统使民主易走向政治动荡；社会结构上，二元化的族群对立可能会被民主内置的政治动员所恶化；国际或地区局势的动荡也会加剧民主稳固的困难……但在各种机制中，经济困境往往是重要一环：经济困境会弱化民主政府的绩效合法性，恶化政治矛盾，腐蚀政治文化，从而动摇民主稳固的基础。 经济困境也有各种成因：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问题、政治动荡或战乱、国际经济危机造成的外来冲击等，但是，经济政策的选择常常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本文试图论证，对于诸多新兴民主国家，温和的经济自由主义有利于民主稳固，而各种经济民粹主义的诱惑是民主崩溃或倒退的重大助推力。一种看法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之间存在必然矛盾，即要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就必须仰赖于威权政治；要推行民主政治，就需要容忍经济民粹主义。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转型国家民主化后出现了经济自由度的总体上升，②甚至有学者论证政治自由可以是经济自由的动力。③经验上而言，中国和印度在两种政体模式下都出现了市场化改革，表明经济政策选择与政体类型没有必然联系。决定经济政策取向的，不是政体，而是观念。 本文的主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观察分析新兴民主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向，并在这一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为什么经济自由化改革对于多数转型国家是必要的；第二部分分析这些国家经济政策选择的后果，从经济后果延伸到政治后果，以此说明为什么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取向不利于民主稳固。本文中的“新兴民主国家”等同于比较政治学中的“第三波民主国家”。“第三波民主化”出自亨廷顿的《第三波》一书，意指197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民主转型过程的国家。④根据笔者分析，这次民主化浪潮至今大约席卷了90个左右国家(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始终停留在民主状态)，⑤不包括那些民主政体已经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也不包括那些没有选择西式竞争性民主政体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本文中“第三波民主国家”与“新兴民主国家”交替使用，所指并无不同。 新兴民主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向 思想史上，“市场失败派”和“政府失败派”之争经久不衰。本文无意于从规范的角度去厘清二者的是非，而是试图在新兴民主国家的背景中以实证分析的方式去辨析二者成败及其政治后果。强调实证分析，是因为关于经济政策的论争不应仅取决于价值排序的不同，亦应立足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正如抽象讨论“吃多一点好还是吃少一点好”意义有限，重要的是先诊断对象的胖瘦，在此基础上讨论“多吃或少吃”才更有意义。 何谓经济自由主义？何谓经济民粹主义？大体而言，本文以经济自由度为衡量标准。在比较政治经济学中，Fraser Institute的经济自由指数(EFI)被广泛引用，故本文参考其对经济自由的诠释。具体而言，该数据库中经济自由概念涵盖以下5个维度：政府规模、产权保护程度、货币稳健、贸易自由以及市场管控程度。⑥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政府规模相对小、产权保护得力、货币供给稳健、贸易开放并且政府对市场的管控程度轻时，该国经济自由度就高，反之则否。 分析新兴民主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向之前，有必要指出新兴民主国家的两个背景性特点。第一，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即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⑦第二，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发展往往不够成熟，民主质量不足。这两点是新兴民主国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而这两点对于理解新兴民主的政治经济逻辑至关重要。在经济和民主发展水平有限的条件下，新兴民主更容易退化为“政治贿赂”式的恩惠-庇护主义，因为贫困缩短人的视野，使人更迫切地追求短期恩惠，而民主经历不足使民众缺乏评判政党的长线历史“数据库”，往往只能依赖承诺去弥补这种信息不足。比如，以“政治预算周期”而言(即选举之前以扩张性财政吸引选票这个现象)，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⑧“新兴民主国家”也比成熟民主国家更加严重。⑨可以说，越是在发展中国家、新兴民主国家，政府越倾向于在选举年利用扩张性财政来争取选票。Ames针对拉美的研究、Block针对非洲的研究，以及诸多个案研究结论相似。⑩因此，适应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逻辑未必适应新兴民主国家，分析问题不能脱离具体情境。 那么，如何判断新兴民主国家转型后的经济政策取向？固然，新兴民主国家内部也千差万别，很难一概而论，但也存在着一些主流趋势。具体而言，笔者有三点观察。第一，新兴民主国家在转型起点处大多处于经济自由程度较低的状态，各种意义上的政府管控和保护主义是其经济政策的常态。第二，转型启动后，多数新兴民主国家推行了“选择性经济自由化”改革，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显著自由化改革往往伴随着政府规模和市场干预方面的犹疑甚至倒退，且自由方向的改革常常在一段时间后陷入停滞。“选择性改革”加上“改革平台期”现象，在相当一批新兴民主国家造就了一种“早熟的福利主义和管控主义”现象。第三，由于政治动荡和选举惩罚的可能性，福利主义与管控主义一旦形成往往覆水难收，具有不断自我强化的倾向。换言之，尽管周期性波动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但是缺乏弹性却是保护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基本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