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历史学的一般研究范式,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功能通常被认为是通过发掘和运用史料还原历史真貌,至于揭示蕴含于历史之中的机理、规律,则不在考虑之列。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出身于经济学界的美国经济史学者别树一帜,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并提出一些颠覆传统的新观点,新经济史学由此产生。美国新经济史学的基本主张是:经济史学的主要功能是对历史上的经济结构与绩效做出解释,为了得到满意的解释,可以推导历史数据并运用于模型分析之中。新经济史学家推导历史数据的做法,是经济学的常用研究方法,但在传统经济史学看来,这一做法则有悖于历史研究不能假设的基本原则。于是,新经济史学遭到传统经济史学的抨击。传统经济史学和新经济史学本是经济史学的左右手,同等重要,无高下之别,但经济史学界的这两只手却彼此相轻甚至相互倾轧。这种局面,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史学得不到外界应有的认可与尊重,是经济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学科发展史反复证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对本学科本质的认识。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甚至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研究者对本学科的基本问题缺乏深刻认识。这里所讲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学科发展史、学科功能、学科结构、学科性质、学科方法等问题。在经济史学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①一些学者就其功能做过一些探讨。如希克斯从学术交流视角提出:“在我看来,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的历史学家——可以相互对话的一个论坛。”②这个定义颇具启发意义,但未涉及经济史学的本质。贾俊民认为:“经济史研究有三大功能:一是学科功能,即描述已逝去的历史过程,揭示历史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规律与发展趋势,促进学科发展;二是社会功能,即通过历史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三是育人功能,即积累和创造知识,开阔人们视野,增长才识,培养人才。”③贾俊民在这里着重谈的是“经济史研究”的功能,并非“经济史学”的功能。由于经济史学是历史学和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深度融合而成的学科,因此经济史学的学科功能,也是历史学和经济学学科功能的深度融合。史学的功能主要是求真与致用,即复原历史真貌和启迪现实;经济学的功能则主要是求解和致用,即对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和指导现实经济。由此,我们可以把经济史学的功能概括为“三求”,即求真、求解和求用。那么,“三求”功能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三求”功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学界迄今尚未做出回答。本文试图详解每一种功能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以此为参照系,对经济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反思性评价。 一、求真:经济史学的还原功能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过去,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实验重演过去,只能通过历史学家“不断探求史料之真、史实之真、史识之真和史理之真”,才能还原历史的真貌,所以“史学研究的唯一诉求是求真”。④吴承明指出,经济史“首先是史”,⑤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⑥经济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⑦还原过去经济实践的真貌,乃是经济史学的求真功能。 经济史学如何求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道德层面的求真,即求真的精神;二是学术层面的求真,求真的实践。中国史学自古崇尚“求真”,史家以“求真”为最高追求,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史家为求真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千古美谈。春秋时期晋国太史董狐不畏晋国执政大臣赵盾威逼而作“赵盾弑其君”的记述,开我国史学秉笔直书的先河。此后的历代良史均以董狐为榜样,如司马迁追求信史编纂,班固称赞他“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⑧刘知幾认为史官要像一面明镜,敢于直书善恶,“夫史官执简……苟爱而知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⑨近代以来,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覆亡,史学家不必为求真而牺牲生命,但求真仍然是史学家的追求。梁启超指出,无论是研究横跨千年的大问题还是一家一室的小问题,都要以“求真”的态度对待,“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⑩ 西方史学家亦崇尚“求真”。修昔底德说:“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11)修昔底德把真实视为史学的根本,被后世史家尊为“求真的人”。波里比阿“视求真为史家第一要务”,认为史学如果失去真实,就变成“取悦读者的谎言”。(12)可见,中外史家都把“求真”视为“史德”的一个重要体现。经济史学要实现求真,必须继承并发扬史学的求真精神。出身史学界或者接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的经济史学家,大都具有求真精神。但令人担忧的是,某些没有受过史学训练的经济史学者,缺乏求真的精神。在他们的研究中,或是不负责任地使用未经考证的史料,或是大量使用可靠性不强的二手史料,或是根据个人好恶取舍史料,有的甚至为了便于计量分析而篡改、伪造历史数据。这些行为,是对经济史学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