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9)01-0002-28 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亲身经历过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学人抚今思昔，都会对我国学界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1978年的“我们”在读什么书、能读到什么书？当时尚且年轻的“我们”在想什么问题，脑子里有怎样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如今，“我们”在思想学问和政治觉悟两方面有了多大长进？晚近20年来，我国学术景观变化之快，即便已经成为学界中坚的“70后”和“80后”学人，恐怕也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感觉。 自184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现代列强的进逼，深入认识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迄今仍是我国学人无法卸下的时代重负。一百多年来，国家接连遭遇共和革命、内部分裂、外敌入侵和封锁围困，数代学人很难有安静的书桌和沉静的心态面对纷然杂陈且蜂拥而来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生存状态逐渐改善，学界也在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尽管学术热点数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断更新，但“西学热”始终是主流。仅举荦荦大者，自1978年以来，我们至少经历过“经济学热”“现代哲学热”“社会理论热”“后现代哲学热”“古典政治哲学热”。晚近10年来，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面临新的挑战，又迅速出现“世界史热”(晚近5年来尤为明显)。 这会是最后一波“西学热”吗？很难说。但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波“西学热”都会对我国人文—政治教育的品质产生影响。与其想象我国学界还会在哪个学问领域开放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学问意识，不如审视一下正在兴起的“世界史热”与人文—政治教育的关系，或者说审视我们正在形塑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意识。毕竟，与其他学科的“西学热”相比，“世界史热”与我们的人文—政治教育的关系更为直接。 1874年，时年30岁的尼采(1844-1900)作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出版了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写于1873年)。这本题为《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的小册子一向被视为尼采关于史学的论著，其实，它的真正主题属于如今的教育学，因为其问题意识是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应该形塑什么样的人文—政治教育。① 尼采写下这篇文章时，德语学界的“世界史专业”已经发展成熟，而且与巴塞尔大学史学教授布克哈特(1818-1897)开设的三次“史学研究导论”课(1868-1872)直接相关。②尼采对这位前辈和朋友十分敬重，但他仍然忍不住提出警告： 我把这个时代有权利(mit Recht)为之骄傲的某种东西，即它的史学教育(historische Bildung)，试着理解为这个时代的弊端、缺陷和贫乏，因为我甚至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史学热病(den historischen Fieber)，而且至少应当认识到我们还有这种病。[1]③ 尽管这话在今天会让我们难堪，但我们要理解这一刺耳之言的含义却并不容易：尼采为何认为新兴的史学教育对国家的人文—政治教育会带来致命危害？ 一、“世界史”诞生的地缘政治含义 渴求来自身体的需要，晚近的“世界史热”明显出自国家身体变化的需要。随着我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大国，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自然会成为我国学界的身体需要。 在我国大学的文科建制中，世界史专业迄今相当纤弱，明显不能适应国家成长的需要。2011年，教育部将世界史专业从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但这个专业显然没可能短时间内变得强健。我们值得问：推动晚近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从何而来？ 在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的世界史专业人士大多在国别研究或区域研究的海量材料中辛勤耕耘，凭靠现代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派方法积累实证成果，不大可能成为这股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反过来说，由于专业划分明细，且受人类学/社会学方法支配，世界史专业人士未必会感觉得到，自己的学问意识、研究取向乃至学术样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世界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才初见端倪。德意志哥廷根学派健将施洛策(August Ludwig von
，1735-1809)在40多岁时，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受过教育的“有学养的女士”(gelehrte Dame)，于1779年出版了《为孩子们准备的世界史：少儿教师手册》(第一卷)。[2]该书算不上西欧学人的第一部“世界史”，但它可能算得上第一部德语的为青少年编写的世界史教科书。两年后，捷克的天主教修士、教育家帕瑞切克(A.V.Parizek，1748-1822)也出版了一部德文的《给孩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für Kinder)。由此可见，现代文教刚刚形成之时，世界史就成了重要内容之一。[3] 施洛策首先是研究德意志帝国史的专家，同时也是德意志学界研究俄国史的开拓者。这意味着，“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其诞生之时就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内在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