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理性至上的特点。一直以来公民教育研究者都非常警惕民族主义的情感泛滥与民众情绪的破坏力量，强调理智爱国与理性参与。但是近年来，一些关于公民情感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又有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情感在公民决策与公民教育中的作用，如美国学者克劳斯对公民激情的探讨[1]，英国学者简·麦克唐奈(Jane McDonnell)对民主教育的艺术途径的研究[2]。那么，情感在公民品格与公民教育实践中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当代公民教育应该如何看待情感问题？探讨公民情感的价值及其培育逐渐成为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而正是这些探讨彰显了公民教育的审美维度。 一、情感缺陷与公民教育的审美缺失 公民情感是公民品质的重要内容。公民教育主要是关于公民身份与公民品质的教育。关于公民身份的教育即是让公民知晓自己的政治身份与法律身份，即作为一国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与被赋予的责任，以及如何实现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关于公民品质的教育是指让一国公民拥有公民行动所需的价值与态度如理性、宽容、独立、平等、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等。杜沙沙等人将公民品质分为基本权责、区群认知与共同情感三个方面，其中，共同情感包括共同归属感、集体满意度和共同情感期待。归属感主要是指个体成员对于所处社会的投入感、依恋感、喜爱感、熟悉感、安全感、献身感等的程度。[3]共同情感是公民品质的重要构成要素。情感既是公民品质的重要因素，也是公民参与的动力基础。情感乃是实践合理性本身的一部分，情感与理性都是决策必不可少的要件。神经科学和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决策制定依赖于重要的情感体验，尤其是依恋、嫌恶和欲望。”[1]3具有情感缺陷的公民会对身外之事物漠不关心，一切都基于个人利益计算来进行判断、抉择和行动，往往会一味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大呼社会对他的伤害不公平。这自然难以生出共同的公共情感和责任意识。公民品质是在公民参与等实践中形成的，但它更是在一种共同体的行动中形成的。现代国家作为由公共理性、共同权责塑造的一种理性共同体，因公民品质中的共同情感赋予一种情感纽带而成为了一种情感共同体，如个体对国家的一种责任感和归属感。这种情感公民，正是中国式公民的特征。一般认为，与西方注重权利相比，中国式公民更注重儒家伦理中的责任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关系”。笔者认为，除此之外，中国式公民还强调传统的“家国情怀”和“乡恋故土”。这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积淀而成的一种对这片土地与文化的热爱。“家国情怀”和“乡恋故土”赋予了中国式公民深沉而稳定的情感根基。一些学者对今日大学生做出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指当代社会精英们缺乏这种“家国情怀”和“乡恋故土”的传统情感。 但是，今日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对情感问题关注较少。西方公民教育的主流观点认为，公民教育是理性的训练。当前关于公民教育目标和内容的主张也大都强调公共理性、学校公共生活、制度层面的选举、参与行动等内容。从历史上来看，多数人暴政的确显现了激情的破坏力量。这是情感极端化的结果。现代人对这种非理性的、破坏秩序的情感力量始终很警惕。现代社会是一种工具理性化的结果。按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种基于选择意志和主观利益的组织，叫“利益社会”或社会(Gesellshaft)，人们在契约和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交往，其表现形态为现代大都市。[4]这是基于理性计算而形成的社会，靠着专家系统与货币系统而运转。现代社会里的公民参与被纳入了“由法律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普通网友、教师、专业人士等构筑了一个高效率的、规模庞大的公民空间”[5]。这种基于理性计算的公民参与自然排斥情感、感性因素。 公民品质与公民教育的情感缺陷减弱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削弱了公民之间的共同情感。近年来，西方学者也开始批评现代公民理论与实践中的理性至上的特点。美国学者克劳斯批评了西方政治理论中理性至上的立场，认为这种理性观念把慎思主体与人类行动的动力之源割裂开来，但是这些动力之源恰恰存在于主体被要求与之疏离的情感性依恋关系与欲望之中。现代社会的专家系统或社会精英减弱了公民参与的热情和能力，公民参与热情的消退即是当代公民的情感缺陷问题。当代社会问题较多，如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社会排斥、贫困、环境污染、自然生态环境退化、能源危机、社会冲突等。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需要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携手合作才能解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缺乏积极性也就增加了社会问题的解决难度。同时，现代社会本身就面临着情感危机。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是基于利益计算的社会契约，而非共享的传统、文化与身份认同。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人关系，以及对个人自我的强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无根漂泊感、敌对状态和相互疏远，人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仅冷漠，而且被异化为一种利益交换关系。这种人际情感的淡漠也致使社会共同情感的薄弱。如果缺乏共同情感基础，现代国家里的个体成为囿于个人利益、缺乏社会想象力的私民。一项关于大学生参与与积极公民养成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也表明，公民认知、国家认同与责任是实现学生参与行为转化为未来公民参与意愿的关键变量，在以往学生公民行为与未来公民参与关系中起联结作用。[6]这一研究表明，共同情感是国家内部公民之间的一种情感纽带。公民教育要让个体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责任，“形成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促进个体支持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参与行为”[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