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生性艺术教育引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滕守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学、美育、艺术教育(江苏 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当今中国,由于信仰缺乏和经济大潮中种种功利性的诱惑,国人文化素质急剧下降,亟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补救和弥合。许多人都认同,艺术教育就是重要的手段之一:她不仅能提高国人的创新力,还能够提高国人的德行,优雅国人的举止。应当说,艺术存在优劣之分,艺术教育亦有健康与不健康之别。继承和发扬中华创生传统的“创生性艺术教育”当可为国人艺术素养的提升切实增益。


期刊代号:J0
分类名称:艺术学理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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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有关艺术教育可以造就高尚德行和充沛创新力的说法已经相当多,但遗憾的是,不少都仅限于口号式的叙说,看似正确,却无大益,它们不去探究高尚德行和创新力本身的性质,不愿追溯其产生的土壤和源泉。直言之,不钻研以艺术形式养成的方式、方法的叙说,无异于是空头说教。

      另一种是有关艺术教育的极端或者偏颇之论——在追求德行时忽视创新力,抑或在追求创新力时又忽视德行。实际上“德行”与“创新力”就如同人的两条腿,也好似鸟的两支翼。一个现代人如果仅有德行而无创新力,其生存能力会大打折扣;如果仅有创新力而无德行,则可能使自己的创新力危害周遭。即使二者兼具者,但其之间亦不发生任何联系:在行使创新力时不顾德行,在注重德行时又连基本的创新和表达能力也没有,仍会造成人的不完整。

      毋庸讳言,健康的艺术教育完全可以做到创新力和德行的联通交合,并且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激发出学习者对自己和社会有益的全新素质。在本文中,这种素质被称为“创生力”。幸运的是,在中华文化传统中,这两种素质的交合一向是一种基因式的存在,且常常是通过艺术形象得到彰显。正因如此,从远古时代起,艺术就受到华夏人民特别的重视。需指出,古华夏人对艺术、创新力、德行的理解与今人并不一样,且从来都不单独提之。按照今人的通常理解,德行包括了对他人和天地万物的大爱慈悲,如宽容待人、谦卑平和、勇于探索进取、赞美和感恩等。创新力包括对现实的批判性审视,并通过独特的方式和方法予以改进和发扬。具有创新力的标志是想象力丰富,且有能力将自己的想像付诸实现,若这种想象力得到德行的制约或疏导,便能够达到推进社会和改善民生的高尚目的。然而在华夏远古文化传统中,所有上述的德行和创新力,不管是慈悲大爱,还是宽容谦卑,亦或是想象力和批判精神,都一无例外地与“生”联系着。或者说,不管“德行”和“创新力”有着多少种表现形式,最终都必回归到“生”,也即《周易》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中的“生”。这就意味着,任何德行,如果离开了“生”,就是小德,或者说,与“生”割裂的任何德,充其量也只能是德的分枝末节。同样,任何“创造”“创新”,一旦与“生”割裂,必定沦为下乘的“制造”。

      按照中华文化传统,所有“异质要素交合”①而生出新质的行为都可以统称为“创生”。“创生”不仅指最终造就的生命,还包括“生成”的过程。一个最基本的过程就是男和女间的恋爱和交合。但在华夏传统中,“男”和“女”并不仅限于是男人和女人,还应进一步扩展为男性和女性、父性和母性等相反的性质。[1]正如《说卦》所说“乾,天也,故称为父;坤,地也,故称为母”,一旦父性(或男性)的天和母性(或女性)的地交合,所生出的就是震、坎、艮、哭、离、兑,这可比喻为三男三女六种性质迥异的新生命,这六种新生命再加原来的乾、坤,便是八种,即中华传统中的八卦;八卦中有四种男性和四种女性,它们继续交合,就会生六十四种更新的生命,即六十四卦……这种异质要素或性质不断交合和生成的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所说的生生不息,亦即《周易》中的变易——生生之谓易。而此“变易”并不等于人们常常所说的“变化”。“变化”有种种,如春夏秋冬的轮替是季节的变化,生老病死的轮替是身体变化,乍阴乍晴的交替是气候和心情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不完全是中华传统所说的“变易”。“变易”是由“道”特有的“旋之又旋”运动促成,老子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②‘‘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中的“反”,都是指通过旋转使本来对立的二元从相互排斥走向相互融合,在交合中生成新质的“变易”。水与火、强与弱、明与暗等,在通常情况下是对立的,但在旋之又旋“道之动”的作用下,却会产生反向力,相互交融,产生出迥异于二者的新质。由于旋之又旋的“道之动”乃是整个宇宙的背景性存在,它在宇宙中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所以老子才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的亘古名言。

      老子所谓的“相生”“相成”“相形”“相倾”“相随”等等,均属于本文所说的创生。所以说,创生乃是道的本性,也是所有符合道的言谈行为的本性。很显然,华夏传统中的这种创生不同于来自西方文化的创造。按照百科的解释,西方所谓“创造”,是指将两个以上概念或事物按一定方式联系起来,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这一解释虽然有些模糊其词,但有一点还是明确的:其中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或事物不一定是性质相反的,也可能是相同的,它们发生的“联系”也不一定是一种交合或对话行为。这种“联系”是为达到某种目的,但这种目的或结果不一定是一种新的而且具有进一步繁育能力或生命力的东西,虽然它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联系”行为,也许是有意识的,但这种联系或主观意识不一定合乎大道,更不一定具有造福人类和地球的德行。简言之,创造是一种中性的行为,所创造之物仅仅是新颖,但不一定具有生命力。

      获得创造力和创生力的途径也很有不同。依照今人的研究,要想获得创造力,首先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积累;其次是对所积累和记忆的知识的理解,三是善于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并运用所学的知识提出创造性解决方案,四是有能力和技能实现这种设想或方案。而获创生能力的途径则完全异然。“创生”本身是一种德行,要想具有创生的能力,须回归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大爱。所谓大爱,就是能与异质要素交合的爱,而不是只喜欢同质要素的爱。这即意味着,创生是一种心灵活动,仅仅有大脑的记忆和理解远远不够。即使具有了西方所提倡的敏锐批判能力、丰富的想像能力、清晰快捷的直觉能力等,也远远达不到“创生”的层级。与“创生”活动息息相关的,乃是一种与旋之又旋的宇宙大道同构后带来的灵性。与宇宙大道同构的心灵亦会象宇宙大道一样,在旋之又旋中不断前进又不断回返,生成异质要素并不断与之交和并不断达到新生。[2]创生活动必备的此灵性,是在知性归零时自动显现的特性。所谓“知性归零”,就是老子所说的“损”:为学者日增,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用理性和逻辑去支配自己的行为,而是在排除逻辑和理性的状态下与大道相融,在大道的支配下,完成与异质事物或要素的交合或对话,并在意识无察觉的情况下滋生出新的生命,或滋生象生命一样具有可持续生成能力的新事物、新性质。十分明显,这种“创生力”是许多仅具有创造力的人所不可能达到的。“创造”的终极目标是“新奇”,是造就与以往不同的东西。在艺术中,具创造力的人往往走到为新而新的迷茫。新颖成为他们追求的终极价值。不管作品是否具有生命的特征,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绵延趋势,只要是新颖、与众不同,即使是一个挂在展馆的小便器,也会获得极高评价。这种价值仅仅存在于艺术历史的某个关节点之上,不具备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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