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18)03-0020-07 一、从“不够宽容”到“过于宽容” 我们生活在一个“族群复兴”(ethnic revival)的年代。根据民族主义研究专家安东尼·史密斯的论述，这场族群复兴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由此产生的族群冲突、分离主义运动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困扰。[1]8-12令人惊讶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加拿大、瑞士、比利时等民主国家内部的族群问题日益严重，这表明族群复兴运动也同样给西方宪政民主国家带来严重的困扰。“现代宪政制度是否能够承认，并进而调适文化歧异性”，这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宪政民主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2]1 在西方政治哲学界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中，这个难题很快成为争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场争论中，社群主义者指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一个普遍主义的原子式个人假设作为理论的根基，而这种假设误解了个人与社群(或社会)的关系，从而造成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种假设的“个人主义”倾向将个人自由至于社群之上，忽视了社群文化对于个人价值观念的塑造这个事实，减弱了社群规范对个体的约束力，从而损害、瓦解社群文化与内部团结。二是这种假设本身的“普遍主义”倾向无法给予少数族群文化差异性足够的尊重。[3]15-23因此，建立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础上的西方民主制度，也被认为无法包容族群差异性而导致少数族群的抵制。 自由主义学者对社群主义者的批评做出了回应，他们力图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来捍卫少数族群的文化权利诉求，称之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在他们看来，“少数群体权利过去被看作是旧有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论的一部分，以致社群主义者都被认为是支持族裔文化社群权利的，而自由主义者都被认为是以严格的个人主义的名义反对这类权利的。”[4]11然而，这是一个误解。他们通过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修正以及重新阐释，有力地证明自由主义理论能够比社群主义更多地包容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性。因此，这些学者反驳了社群主义的批评，并且为西方民主制度如何包容族群差异提供了理论指导。毫无疑问，这些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论者获得了成功。以至于其主要代表人物、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金里卡不无自豪地宣称：“关于少数群体权利的辩论是自由主义内部就如何公正地在自由主义体制内包容族裔文化多样性的辩论”[4]11。 然而最近几年来，随着恐怖主义与难民危机问题日益严重，加上欧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兴起，西方社会舆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人们不再批评自由主义对少数族群文化不够宽容，反而指责它过于宽容，以至于对少数族群文化存在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一些知识分子以及民众甚至认为这种“过于宽容”的态度被塑造成一种令人厌恶但又不得不忍受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rightness)。在这种政治正确的社会压力下，人们不敢对少数族群文化中不符合西方国家自由民主价值取向的内容进行批评，否则就会被指责为不尊重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这样的抱怨在近两年美国总统选举以及欧洲大选的过程中被右翼民粹主义或保守主义政治家所利用，一时间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对“过于宽容”以及“政治正确”的批评，不仅仅出现在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言语中，同时也出现在西方左翼激进知识分子的文章里。2015年11月巴黎恐怖主义袭击案发生后，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哲学家齐泽克发表长文表达了他对事件的回应与反思。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刊出时，编辑别出心裁地加了个标题《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有什么问题》。在这篇文章中，齐泽克对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多元文化主张及其过度宽容态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或者反殖民主义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辩护是错误的。他们掩盖了‘不同生活方式’下的丑恶，并把暴力、性别歧视、种族主义辩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用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衡量。”[5]因此，齐泽克呼吁人们放弃“将任何对伊斯兰右翼的批评都当做是‘伊斯兰恐惧症’”的作法。“西方自由主义左翼担心被归罪为‘伊斯兰恐惧症’，而这种病态的担忧应该结束了。”[5] 当然，我们决不能把齐泽克的批评与右翼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的指责混为一谈。后者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心理，担心少数族群及移民的文化差异会毁掉西方国家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与文化认同。齐泽克则担心多元文化主义的“过度宽容”会掩盖少数族群内部种种压制弱势群体(例如女性、同性恋者)个人自由的恶行。这些恶行通常是以族群文化的名义进行的，因此齐泽克的担心与批评无疑是有其合理的一面。此外，齐泽克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后在中文学界颇有影响力，尤其是影响到人们对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看法，必须得到认真对待与回应。 在笔者看来，这种“过于宽容”批评首先给西方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如何在包容少数族群文化差异的同时，又能够保护其内部弱势群体的个人自由与权利?这通常被称为“少数中的少数”难题(minorities within minorities)。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多元文化主义解释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包容，什么情况下应当对之进行干预?换言之，宽容的底线何在?本文尝试通过对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样的讨论不仅使我们能更深地认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对于理解与反思我国反恐问题、少数民族政策以及宗教“去极端化”政策也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