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779(2018)01-0014-06 近代化在给予人丰厚回报的同时，也让整个社会病态丛生。冲突骤增、环境破坏、信任缺失、人情淡漠、商品拜物等，此些种种成为高扬市场自由竞争的代价。于是对现状不满的人们在反思这些社会现象的同时，也试图寻找能够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的方法。在理念的层面，强调各主体之间和谐共存的“共生”迅速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而在方法层面，以下一代人生成为己任且自身具有理想性的教育也很自然地担负起了实现共生的任务。于是共生与教育相结合，“学会共生”成了21世纪教育的核心任务。可以说，正是各主体之间非共生的样态呼唤着共生教育的到来。[1] 共生就是个体与群体的共处互助，个人与社会的共促共进，各阶层之间的尊重互惠，各民族之间的和睦亲善，各宗教教派的共同发展，社会与国家的相辅相成，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生教育就是以共生为旨归的教育，就是培养知道共生、理解共生、能够共生、守护共生的人的活动。然而也正是因为作为理念的共生承载着人们扶大厦之将倾的美好愿景，所以其本身很自然地被视为孕育希望的、不证自明的完美概念，成了共生教育未经反思的理论前提。然而共生与其他所有美妙观念一样，并不能仅凭其字面的崇高含义自证其合理性与正当性。在它华丽外表的底层也可能隐藏着择人而噬的巨兽，以至于让共生教育非但没有促成各主体间的共生，反而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形象工程。而本文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对共生理念的反思，检视其变坏的可能性，摘除它的假面，以便为共生教育的展开提供经过推敲的理论支持。 一、语义暧昧的共生 一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共生是从生物学中转用过来的，因为最早就是指两个物种的共同栖息，其后才渐渐演变成人类社会中不同主体间的互相尊重与互促共存。生物学上的共生也就是共栖，它强调不同物种间的生理、行为联结，而并不要求双方互利互惠。故而寄生也是一种共生。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共生偏向于共存，它侧重的是多样主体的平等与互惠，而不是单向的受益。一方付出，一方受益，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共生，但不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共生。换言之，共生具有二义性，而这也造成了其意义上的暧昧性，它既可以被用于压迫，也能够表示互助。 当我们考察“共生”汉语词汇的形成与使用时，其意义的暧昧性显露无遗。与很多词汇一样，共生理念在中国儒释道思想当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提及，但作为一个词语出现却是在近代日本。根据日本学者竹村牧男的研究，“共生”脱胎于唐代净土宗第二代宗师善导所著《往生礼赞偈》中的“愿共诸众生，往生安乐国”一句。1922年，日本净土宗高僧椎尾辩匡(1876-1971年)根据净土教义“共生极乐成佛道”建立“共生会”，开展“共生运动”。这被认为是近代意义上“共生”一词的由来。当然此时的“共生”超出了大乘佛教“共生极乐”的基本教义，而带有当时日本走向战争之路的时代局限。[2]新近的研究显示，早在1911年7月24日，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学者东乡实(1881-1959年)就在东洋协会台湾支部创立的《台湾时报》上发表过题为《论殖民政策上的共生主义》的文章。东乡实在文中参照生物学中的共生现象，批评了日本当时在台湾问题上的极端殖民地工业排斥主义，反对因仅把台湾当成日本本土工业发展原料的生产地而不允许台湾当地发展工业的殖民地政策，提倡基于非同化主义的殖民地政策创建“母国人”(日本人)与“土人”(台湾当地人)各如其分的生存空间。[3]换言之，此时的“共生”是民主革命的防波堤，是日本殖民台湾的合理化说辞，是日本殖民主义的遮羞布。 如果说善导的《往生礼赞偈》是共生的思想之源，那么东乡实对“共生”的运用则让共生迈上了罪恶之路。共生原来并非只能指代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利互惠、共进共存，它还可以替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正名，并以美善的名义实现对霸权罪恶的正面化。 以上的分析已经说明了共生因其意义的暧昧性可能演变为“披着羊皮的狼”。具体而言，共生拥有四张假面，即共生的正当化、强制化、形式化、并存化。这四张假面足以让共生异化为强迫、压制合理化自身的工具。 共生的第一张假面就是共生的正当化，也即试图通过外界强力的干涉来达到共生。正当性与正当化不同。前者是事物自身带有的属性，它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后者强调一种过程，它既可以表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演化，也可以用以说明在外界强力干涉下的虚假平和。底层波涛汹涌，表层风和日丽，这不是拥有合理性的真实共生，而是经由合理化后的伪善共生。稀缺状态下，多元主体之间由于立场各异、利益不同，很容易产生冲突与对立。而与异质他者相互关涉、互相依存的共在事实又为主体搁置争议、反思冲突提供了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共生正是对已经存在的种种葛藤的调和与解决。它建立在各主体之间尊重彼此、理解对方、承认共在、审视现状、评价争议、权衡利弊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迫于外界压力的安分守己与虚情假意。虚假的共生是让众多主体无法发声，真切的共生是各方的利益最大化。因而共生的合理化实际上是反共生的。 要想让共生合理化，就得借助于强制，也即“强制共生”。现实状况远没有达成各主体间的共生关系，但为了实现表层的共生现象，就需要第三方强制力的介入，其后果就是万马齐喑。无论是积极的弹压以迫使各方接受，还是消极的震慑使杂音消弭，其本质都是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力，但这也带来了更大的冲突。在真正的共生状态下，只存在相互的理解与妥协，而没有抑压、误导与伤害。 依靠强制，共生只能形式化。在这里，形式化具有两层意味，一是指表面化，二是指笼统化。共生是辛苦卓绝工作的结果。它表现为多主体之间的共存共在，但在其背后少不了共荣共立、互尊互信、互惠互补。唯有正视矛盾、悬置偏见、勿执己见、平等对话、反复权衡、积极参加，才能担保共生这一状态的达成。共生也是许多细致内容的概念抽象。共生与民生息息相关。没有让人满意的民众生活，就不可能形成不同主体间的共生共存。从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到生涯上的生老病死，共生不是对这些需求的压制与无视，而是合理满足与理性审视。在这个意义上，共生就是社会精神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人民生活安泰富足的状态表征。没有实质内容与复杂过程支持的共生只是徒有其形的共栖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