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如才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李德恩 山东省德州市委党校

原文出处:
山东教育科研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199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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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回顾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曾掀起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运动,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走向农村,试图通过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与活力,使中国富强民主起来,并进而奠定世界和平。他们所以群趋于乡村教育一途,是因为他们同样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局势,及中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并认为农村尚具有图存的基本条件及乡村居民尚保存有较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所以由狭义的乡村教育运动进而至于广义的乡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逐渐认识到教育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认定不可能单靠教育来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虽然终因他们未能认清不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不推翻以封建土地占有制为核心的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致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改良的道路,并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但他们认识到农村问题在中国的十足重要性,提出了乡村教育及乡村整体建设的多种理论及实验方案,进行了大量且具有一定成效的实验,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从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演变略述如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国政权很快被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所占据,袁世凯称帝及张勋复辟等,使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单从政治上推翻封建统治是不够的,于是掀起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其中即有民主主义或平民主义的思潮,形诸教育,即为平民主义教育或平民教育。主要目标是教一般不识字的民众认识本国的语言文字,以为进一步求知识技能的工具,并启发他们一定的政治觉悟,学习一定的民主知识和技能,以奠定民国的坚实基础。具有各种色彩的知识分子从事的平民教育活动逐渐形成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8月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为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主持实际工作。此后平民教育运动以更大规模,更大声势,更为科学的教材和教法,推行到几乎每一个角落,包括军营和监狱,南陶北晏交相辉映,一时蔚为壮观。

      平民教育运动一开始即包括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并订有城乡分配比例:第一年10%,第二年18%,第三年50%,第四年70%,第五年100%在乡村。[①]这一是因为乡村居民占80%以上,二是因为他们认为平民教育运动“要是没有城镇的领导,在农村就无所作为”。[②]但在推行过程中很快即鼓励平民教育到乡下去运动,并发现了寒暑假利用回乡知识分子推行乡村平民教育及边学边教的连环教育方法等,使平民教育运动在农村得以较广泛的平民。

      1926年可以说是平民教育运动转而为较正规的乡村教育运动的一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陶行知尖锐抨击中国的乡村教育,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③]陶行知还明确宣布:中华教育改进社“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励行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④]为取得试验经验,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任校长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著名的晓庄师范开学,在南京市郊进行了三年多一点的试验,并在试验中逐步形成了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教育理论。其乡村教育思想及晓庄师范的办学经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随后逐渐建立的乡村师范曾较多地借鉴了晓庄师范的经验。

      1926年10月,晏阳初任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河北定县设立办事处,划以东亭镇为经济中心的62村为第一乡村社会区,开始定县实验,以总结一套大规模推行乡村平民教育的经验和学术,同时着手以科学的方法调查定县各方面的情况,以为进一步整体实验工作的依据。

      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1925年先后提出“划区施教”及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划区施教是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思想,要点是农村应以区域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校为中心,施教者应当兼顾该区的经济、卫生、交通、治安等,把它们和教育放在一起统筹解决。黄炎培1925年底《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以征求同志意见》,指出,“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⑤]划区施教的设想自然成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内容之一,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26年秋,职教社与国立东南大学农科等几个单位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筹办农村改进试验区。1928年4月职教社独力再办起来,着力“在生活上,尤其是在生产上”帮助农民,同时还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工作,从而使面积四十平方公里的改进区出现了新气象。

      后来成为乡村建设运动著名领袖的梁漱溟1926年认为乡治是解救中国危局的唯一要道,于1927年南下广州,向国民党广东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进言,请办并着手筹组乡治讲习所,讲授了《乡治十讲》。

      可以说1926年在全国形成了乡村教育运动,并已取代了平民教育运动的主流地位。但随着乡村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一旦超过了教农民识字,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及使用良种的范畴,就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而且运动者发现,乡村各项问题原本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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