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7]05-0081-07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留日热潮的出现，清朝各地开始广泛翻译介绍各种日文书籍。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以西方为师，在系统翻译、整理和介绍西方各国科学、文化书籍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与西方术语相对应的汉字，从而为中国人大量译介西方新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大量“新学语”①(主要通过日本)纷纷涌入，它们所负载的新思想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也在更深层次上展开了中西文论的特定对接，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新学语”的引进，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之期。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新”和“变化”观念成为当时社会最基本的状态。以引进“新学语”为标志，中国古代文论开启了向现代的转换。 (一)对待“新学语”引进、新思想输入的基本态度，最能鉴别接受新事物的勇气和决心 “新学语”的出现，必然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使得视固有文化为国之命脉的传统士大夫阶层产生剧烈反弹，继而顽强抵制“新学语”及其背后的新思想、新思潮。这其中以张之洞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将“牧师”、“代数”、“化学”、“上下议院”、“对数”、“自由党”等“新学语”运用自如。另一方面，由于对固有文化难舍难弃，更由于忌惮使用“新学语”可能侵蚀千年文化传统，担心“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张之洞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又对“新学语”进行了全面指责，认为：“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② 然而，新的思想一旦萌芽，新的思潮一旦触发，便呈现出不可遏止的趋势。尽管在“新学语”引进之初，也出现了不少生搬硬造、容易引起歧义甚至曲解本义的词语，但在总体上，随着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新学语”不断与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相融合，在日积月累的碰撞与磨合中，“新学语”渐渐成为中国词汇和文化的一部分，不断丰富着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比如，《狂人日记》的“吃人”意象就源自日本，鲁迅所谓“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之说，就直接脱胎于明治日本的“食人”言说。③也因此，与传统士大夫不同，那些留学西方和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新学语”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翻译西方和日本书籍，用大量“新学语”及时把新思想介绍到国内。梁启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在1897年所作的《论译书》中，便积极推崇译介西方书籍，认为“新出之事物日多”，要想应对和阐释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思想，“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④，并且指出：“社会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变换而来……一新名物、新意境出，一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⑤而在《大同译书局叙例》的开篇，梁启超更疾呼“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同时提出了“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⑥的二十字翻译原则，由此开启了他自己乃至中国翻译界以后的译介方向。更重要的是，梁启超不仅积极倡导外来书籍的翻译，还在其著述中通过使用“新学语”而形成了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梁氏“新文体”：“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但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⑦。这种“新文体”的鲜明特点，恰是“好以日本语句入文”⑧，更易于新思想的传播。 以梁启超的“新文体”为代表，受西方和日本“新学语”引进、新思想传入影响而形成的这种新的文体风格，明显带有现代学术话语的品格。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新的可能，并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术语。 至于王国维，其所接受的“新学语”则大多从日本输入。在他看来，无论中学抑或西学，只要能够裨益学术界，都应该掌握和运用，“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⑨以这种开放的胸襟和“学无中西”的态度，王国维对引进“新学语”持守了一种较为客观和谨慎的态度。他一方面高度评价“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⑩，另一方面又从引进“新学语”的必要性和途径方面，视角独特地思考了现代学术话语的建构问题，认为“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受制于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在各种思潮冲击下明显不足，需要大量引进和创造“新学语”，“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以此弥补传统学术话语的不足，克服思维方式上的局限。 (二)“新学语”为比较中西古今提供了便利 在王国维看来，语言文字与国民思想的表里关系，集中体现为“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由语言可知思想的特质，“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从这一认识出发，以中西对比为视野，王国维着重揭示了中西方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以为“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殆不欲穷究之也。”王国维即此举例指出，中国虽自战国起就存在能与希腊诡辩学派相对比的所谓辩论，但由于缺少从具体论辩中提炼“辩论思想之法则”的自觉意识，“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之不足用岂待论哉。”王国维十分敏锐地发现了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之于学术话语建构的影响，看到以“不欲穷究”的“实际”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学术，不同于受辩证式思维影响而趋于细致和思辨的西方学术话语；由于没有足够的思想表达话语，因而很难将西方学术话语直接对等地转换为中国话语。“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只有首先从语言文字方面改变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才能从更深层的思维方式方面改变中国的学术话语。由此，引进“新学语”、输入新思想便变得尤其紧迫和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