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地区同属长江中下游平原，光、热、水、气、土等自然条件亦大致相当，但两地的经济水平却颇有差别，其原因复杂多样，本文仅以明清时期两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比较对象，讨论了以下问题：1.农业经营重点的次第转变；2.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结构转变的正负作用；3.城、镇工商业经济对当地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 “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流行于宋元时代，“湖广熟，天下足”则流行于明清之际，这两句略带夸张的谚语表明了苏湖（常）和湖广地区粮食生产不同时期内在全国的重要地位。“苏湖（常）”，代表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所谓“湖广”其实主要指令湖北、湖南境内的沿江濒湖平原地带，前者可上溯至古代的吴越文化，后者则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河姆渡稻作遗址，而两湖平原也有令人惊异的彭头山水稻遗存，这表明两地的稻作文明也可能是各自独立起源，且发展难分伯仲。实际上战国时期荆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一度领先于吴越，只是后来荆楚经济渐衰而吴越日盛，到宋元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已居国之首，其时的两湖地区在不少人眼中却仍是“火耕水耨”、“地旷人稀”的化外蛮邦。明清两湖平原农业经济的勃兴有渐振昔日雄风之势，“湖广熟，天下足”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斯时湖广地区渐成全国新的米粮中心，但还不能说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对这两个地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已有不少学者作了大量卓有见地的精辟研究。因此本文无意对“苏湖（常）熟，天下足“及”湖广熟，天下足”二谚本身及其传布进行详细的考证与诠释，而想从这两条谚语的转变表象探究它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含义，对诸如发生这种转变所代表的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异同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内外条件、结果与影响等问题进行粗线条的勾勒。如果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两湖平原可以作为封建晚期发达地区与已发展地区的各自代表的话[①b]，则这对发达地区与已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互补似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农业经营重点的次第转变 在开始比较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两湖平原明清时期农业经营重点转变之前有必要简要引述一下两地的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从全国地理区划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同属于一个经济地理单元，即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光、热、水、气、土壤等条件大致相当，差别甚微。 长江三角洲地区通常是指围绕太湖的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府所属（明清时期行政区划），扩大时有时也包括宁绍平原。该地区地势低平，以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海拔只有2—5米，宁绍平原也低于20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000—1700毫米；水源丰富，太湖集水面积19000平方千米，最大蓄水量可达43亿立方米；土壤条件好，有机质含量高，熟土层厚，保肥性、通透性良好；热量条件好，年均气温15—19℃，年均无霜期230—280天[②b]。 两湖平原主要指江汉—洞庭湖平原及鄂东沿江平原。江汉平原及鄂东沿江平原地势低平，地面高程大多不到35米，较高亢平原与湖沼洼地沿江河成带状相间排列；年均降雨量1100—1400毫米，主要集中在作物生长期内；无霜期250—280天；区内大部分耕地系冲积土，富含有机质与矿物质，自然肥力高，土质疏松易于耕作[③b]。洞庭湖平原亦属湖积平原，土层深厚松软，富含有机质；年均降雨量1300—1400毫米；无霜期250—280天；年均气温16.5—17℃。[④b] 这两个地区的共同优势是宜农、宜渔，水上交通便利，贸易条件优越。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唐末以迄宋元时代不断发展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盛产米粮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因此有“苏湖（常）熟，天下足”之谚的广泛流传，该时期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种植是当地种植业，也是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明代中叶这种情况发生改变，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渐次下降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渐次上升，不但如此，农民投入经济作物生产的人力也更多，技术更细腻，农户农业经营的重点已不在种植粮食作物的“田”，而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有所谓“多种田不如多种地”的新的价值取向[⑤b]。这种转变在不同的小区域内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农业生产总的发展态势表现为多样化的特征。概括而言大致在太湖以东、以北的水乡地带仍基本以种植水稻为主，并辅之以麦类、油菜、席草等粮食、经济作物；在濒江临海的冈身沙土地带则以棉花、水稻为主，杂植麦、豆、靛青等作物；太湖沿边及浙西平原地势高亢而近水的地区则以植蚕桑、水稻为主，并兼植麦豆、烟草、乌桕等粮食、经济作物；苏南浙西的低山丘陵地带以植旱地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是竹、木、茶等。当地农民在种植上述不同经济作物时往往有与之相宜的生产活动互为关连，如植棉与纺纱、栽桑与缫丝等，并渐渐在不同自然区域或生产个体间形成分工，甚而演化为专业性生产，其收支盈亏与市场需求大小紧密相连。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结构演变的主要内容即这些多样化生产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生产综合化、专业化和商品化发展趋势。[①c]。 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复杂多样，人多地少也许是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杭嘉湖三府洪武年间人均尚有耕地3.5亩，所产有余；至乾隆中期人均耕地已降至仅1.2亩左右，以当时平均约2石的亩产量估算，人均得粮仅2.4石[②c]，尚不敷日食之需，遑论税粮、饲料、种子等其它方面用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