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境抗议到公民环境治理:西方环境政治学发展与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
党文琦(1986- ),荷兰特文特大学博士研究生,哈佛大学访问学生。MA02138 波士顿;奇斯·阿茨(Kees Aarts)(1959- ),博士,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行为及社会科学系教授。

原文出处:
国外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从政治学角度,以公民参与形式作为研究线索,把西方环境政治学的发展总结归纳为三个阶段,即环境抗议阶段、绿色运动阶段、公民环境治理阶段。同时,对用于解释各阶段社会现象的理论进行了总结,例如,用来分析环境抗议阶段的理论多为集体行动理论、资源动员论理论;用来解释绿色运动的理论多为政治机会理论;公民参与环境治理阶段则在理论上架构参与主体和参与形式。在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文章还预测了未来环境研究可能的发展趋势。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7 年 03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 D0

       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工业技术发展,环境污染事件频发。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环境抗议行为爆发。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着手从事相关研究,特别是《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问世后,更是引起广泛讨论。随后,英格尔哈特(Inglehart)在《无声的抗争》一书中开始讨论价值观对环境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中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引起了价值观念的转变。①在这一时期,环境抗议无论是环境污染本身引起的,还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导致的,最终使学者开始投身于环境研究。随着西方社会的变迁和公民需求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至今,西方环境政治学研究也从环境自发抗议行动的研究转移到有组织规模的绿色运动,再到环境政策参与。②这种分类与郇庆治对西方环境政治内容的观点类似,即绿色思潮、绿色运动、绿党政治或政策。③但不同的是,本文根据公民参与的形式对研究内容进行分类。根据郇庆治的观点,环境政治学不能成为一种真正成熟的政治学理论或分支科学。④但从西方环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历史来看,各个阶段的研究需借助相关理论依据作为研究工具。所以本文认为,环境政治学虽然在中国不可算作独立的学科,但仍可以依据相关理论、方法,分析、解答现存的社会问题。

       西方环境政治研究起步较早,理论支持充足。根据不同研究角度,环境议题及其所需的理论也有所不同。本文从政治学角度并以公民参与形式作为研究线索,把西方环境政治学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环境抗议阶段、绿色运动阶段以及公民环境治理阶段,并归纳各阶段可支撑研究的配套理论。

       一、环境抗议阶段

       一般认为,西方的环境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或70年代早期的学生运动。早期的环境运动是自发的,目的是引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⑤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公众对环境保护事业的关心,环境组织逐渐成立并有计划地组织抗议活动。“地球之友”、“绿色和平”参与组织了许多环境运动,如街头游行、非暴力示威等活动以达到对政府部门施加影响的目的。这期间,环境运动主要挑战了现存的环境政策。⑥根据不同的国情,欧洲各国环境抗议的程度、议题也十分不同。在70年代末期,瑞典和德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开始就核能源问题进行抗议。这一时期,法国环境组织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话语空间显得略小,这是由于整个法国社会缺乏有深刻影响的环境抗议行动,从而无法实行国家层面的立法。⑦意大利的环境抗议大多发生在60至70年代,之后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抗议行为在数量上、影响上都有所减小。欧洲各国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反思,都认为正是环境运动的号召,才提醒政府意识到某些长期失误的政策对环境的损害,并促使其加以修正。

       20世纪60年代左右至70年代末,自发性的集体抗议行为频繁发生,并且公众的热切关注又推动了环境组织的发展。因此,在此时期,无论是欧洲社会还是学术界,大家的焦点均在环境抗议行为上。学术界对抗议行为的研究,随着抗议规模的发展,也从最开始的集体行动理论发展为社会资源动员理论。其他理论还包括公众的怨愤(grievance)、物质刺激以及其他因素刺激。

       英格尔哈特从政治学的角度阐释了经济要素对人行为的影响,此外一批经济学家直接利用经济学概念解释环境抗议行为,如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⑧奥尔森的分析逻辑无疑是从萨缪尔森提出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这一概念开始的。⑨他们都认为公共物品是无法由于其他成员的消费而损失的,但奥尔森进一步指出,即使某些个人不购买公共物品,也无法抑制他们对公共物品的享用。奥尔森对公共物品的具体解读,为“搭便车”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接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公共物品的解读从经济学角度转变到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等,涉及公共物品的研究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到社会公正、公共文化,等等。

       随后,图洛克和利普斯基认为,物质刺激作为一种“有形的刺激”(tangible incentives)是激励人们行动的最重要因素。⑩接着,图洛克进一步指出,“无形的刺激”(intangible incentives)即非物质刺激,也激励了人们的抗议行为,如心理因素,包括怨愤、感知周边环境威胁等。其实,怨愤几乎存在于每个抗议行为中,从而触发了人们的参与欲望。克兰德曼斯认为,自从人们拥有了法律支持下的平等,怨愤便可以产生于某起事件附带的对人们对于平等理念的剥夺感。(11)劳、伍斯姆、沃尔什、瓦尔兰等学者相信这种怨愤给予了公众参与抗议行为的机会。(12)但欧普认为怨愤与社会结构一同作用才可发挥其作用。(13)

       然而,资源动员论学者认为怨愤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且不能成为唯一解释抗议行为的变量,尤其不能成为研究社会运动的唯一变量。(14)奥伯沙尔认为,动员就是把有集体诉求的群众、团体、组织聚拢的过程。(15)他还认为,在追求和保护个人物质利益的环节里所产生的怨愤不应仅是由单一机制的社会冲突引起的。所以,资源动员理论者认为,社会团体的形成是受某些资源影响的。(16)传统上,社会学家把社会资本当做“资源”,特别是让这种“资源”在社会关系里功能化。(17)除此之外,根据阿茨对土地污染集体行动的观察,教育资源和相关个人技能可以被当做集体行动里的“资源”。(18)根据传统观点,研究怀揣怨愤的公众的动员行为是分析社会冲突的关键。另外一些资源动员论学者强调,资金和人力作为整合资源,可要求抗议集体之外的个人、组织参与,并在该个人、组织所能承受的成本范围内参与抗议行动。(19)总之,资源动员论强调使用特定的资源来动员所有潜在的个人和群体。资源动员论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特点包括:第一,它研究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中,动员这些愤怒人群的过程;第二,社会学家强调钱财和人力是整合动员个人与集体的主要资源。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