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国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形势下，作为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在于“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转型”[1]，而以供给侧为重点的结构改革则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策略选择和路径切入。事实上，结构改革不仅是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机制所倡导的改革议题，也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所在，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迫切要求。要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实现制造业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升级发展，必须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2]结构改革的驱动力量在于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核心在于创新，关键在于创业。 从根本上说，结构改革就是要激发全体人民的无穷创造力，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结构性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3]未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一带一路”建设与供给侧结构改革形成合力的共同推动，而创新创业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寻求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 一、“一带一路”助推结构改革 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是指通过制度和激励措施，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化，实现有效率和可持续的生产、投资和就业。[4]当前，我国进行的以供给侧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5]供给侧结构改革既与要素供给等内生变量有关，也受到制度、政策因素等外生变量影响。作为推动“新常态”下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一带一路”建设对助推供给侧结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内生变量与要素供给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借助“人口红利”和一些资源优势实现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正日益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解体过程所释放出来的经济发展潜能亦趋殆尽。在此形势下，寻求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创造新的代替模式，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成当务之急。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表明，在经历要素投入驱动的初步增长之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指源于技术进步、组织优化、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因素的生产效率增长。这实际上揭示出人力是关键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人的劳动。因此，提升人力资本应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 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与供给侧结构改革对人力要素以及人力资本的要求高度契合。可以说，要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既要重视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也需要强调规则制度的“软联通”，但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教育的“人联通”。2015年年底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举措和文件都传递出“一带一路”人才先行的信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也提出，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加强教育互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等工作。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更是明确将“提供人才支撑”作为主要任务。“一带一路”战略所强化的人才的作用，无疑有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由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转型。 (二)外生变量与制度供给 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制度、体制和政策环境。同样，要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的也是制度的作用和市场的力量。[6]在当前经济可持续增长隐忧的形势下，产业结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重构迫切要求破除瓶颈制约，推动新一轮的制度变革和体制机制创新，通过改革开放释放生产力的存量，打破阻碍竞争和要素资源流动的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升要素的组合效力，激发经济主体的创新与活力，从而在国际经济的全面参与和深度融合中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供给侧结构改革所强调的正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7]作为新时期国际经济关系的因应之策，“一带一路”旨在通过构建更为主动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和国际合作新框架，形成对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倒逼机制”，在制度规则和增长动力上做好准备，使中国经济能够很好地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改革既指向国内市场供给水平的提升，也指向对国际需求供给水平的提高。这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构想完全一致，“走出去”本身就是“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进结构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8]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既需要应对发达国家的压迫式竞争，通过向发达国家“逆向投资”，寻求产业高端发展；也需要应对新兴经济体的排他式和挑战式竞争，通过向后发国家投资，转移国内过剩产能。[9]由此，为经济增长方式找到更大的实现平台就变得非常重要，“一带一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这样的平台。“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开放来扩大有效需求，把市场由单一的国内市场扩大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10]从而为进行有效资源配置和产业转移构造某些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