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F1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16)12-0882-06 一、调整工商业的背景和原因 1950年的工商业调整是继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后，中央政府在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又一重要工作。 建国初期，我国财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连年的战争使得财政赤字严重，而抗日战争以来持续的通货膨胀，更使得人心惶惶，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些问题，新中国政府成立了以陈云等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采取一系列举措，打击投资资本，发行折实公债，统一财经，使得物价水平保持平稳的态势，将多少年都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有效抑制。中财委成立后，首战告捷，稳定了物价和金融市场。这表明了我国财经状况开始逐步好转，建国初期恢复发展经济的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 然而，这场在经济工作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在平抑物价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市场也比较稳定，但是，财政经济状况并没有彻底好转，生产力还没有得到恢复，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工商业还没有合理调整。尤其是1950年4月以后，私营工商业遇到严重困难。 首先物价大幅下跌，部分市场甚至出现了商品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的现象。以工商业重镇上海为例，1950年4月，上海20支棉纱的生产成本是535.6元，而当时的市价只有487元，比成本低9.1%；卷烟每箱的成本是350元，而市价只有325元，比成本低7.6%。[1]其他城市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由于销售收入不足以补贴成本，商品滞销，大量私营工商业店铺歇业倒闭。 私营工业产量也大幅锐减，许多工厂都处于半开半闭的状态。1950年1到4月，全国的14个较大城市倒闭歇业的工厂总计2945家，全国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的商店合计9347家。[2]仅上海市申请停业的工厂总数就有1273户，申请停业的商业户数更是多达3693户。[3]由于无法负担工人的工资，一些城市还出现了大批工商业家逃跑的现象，更有甚者，由于债务无法偿还，选择了自杀。 由于大批商店和工厂都关闭的原因，失业的浪潮接连爆发，失业人员激增，失业率高涨。太原市的私营棉织业接连倒闭，90%以上的织机停工，五分之一的棉纺织业工厂完全关闭，整个行业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3]上海的情况就更为严峻，1950年初的三个月里，就新增了12万左右的失业工人。[3]大量的新增失业人口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 工商业出现这样的困难情况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从根本上来看，过去的中国经济依靠的是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结合而发展，实际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中国的经济由半殖民半封建的性质过渡到现在，民族资本主义失去了封建和官僚资本的依靠，它固有的缺陷凸显出来，这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所必然经历的阵痛。从现实原因来看，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被抑制，人们“重物轻币”的心理发生转变，将过去囤积的货物放到市场上去，社会的虚假购买力骤然消失，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市场的供应大于需求，致使工商业经营困难。从主观原因来看，建国初期打击投资资本、抑制通胀的措施有些过猛，银根缩得过紧，工作上存在刹车过多的情况。再加上“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中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分工合作的思想，甚至于有人以为《共同纲领》的有些部分是不必实行的”。[4]一些有极“左”思想的国家经济工作者在实际执行国家工商业政策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打压和限制。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私营工商业出现了萧条的状况，这不利于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对百姓生活、民族团结造成严重影响，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二、调整的前奏：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为了扭转工商业萧条的局面，进一步做好国家财政和经济的恢复工作，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总结前期统一财经、平抑物价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的工作经验，检讨不足之处，明确下一步工作目标和任务，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体会议，也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标志着建国初期我国在财经建设上的若干调整和转变，指明了合理调整工商业工作的道路。 七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主题围绕着如何从根本上使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根本好转。为此，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主要成绩，特别是总结了过去几个月统一财经平抑物价等经济工作，他敏锐地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5]那么，要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5]要完成这三个条件，需要做好八项具体的工作。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合理调整工商业。毛泽东指出：“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5]他强调了统筹兼顾各种经济成分，改善公私关系对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使得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