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商贾云集，因庚子之役八国联军烧毁许多商铺、衙门，有关北京老字号的文献资料多只能上溯到清末民初，但幸亏碑刻资料保存下来，可以弥补不足。本文主要依据的是1942-1944年仁井田升在北京调查50多所会馆的碑刻；①1980年李华编辑的北京工商会馆90块有价值的碑刻。②北京工商会馆在乾隆时期大量重修，捐款的商号如富有号、人和号、万盛号、义和号、福来号、永聚成等都是著名的旅蒙商，至民国八年(1919)之《外馆杂货行商会》还有149家商号，③得以观察北京旅蒙商的发展。 传统商人分为行商与坐贾，北京的旅蒙商同时也在张家口、库伦开分号，称为坐庄，与大盛魁或天义德到蒙古各旗贸易形态不同。民国四年(1915)，陈箓担任库伦办事大员。他说：“京帮者系专指北京安定门外外馆各商在库伦所设之分号而言，不过西库伦一隅五六十家而已。其资本之基础，及势力之范围，均不及西帮远甚。”④根据调查，京帮在库伦最大之商号为通和号、福来号、协和公、隆和玉、人和厚、隆兴和、隆聚和等10家，资本皆各在5万元之上。东富有、同聚兴、万福源等29家，资本皆各在万元以上。此外资本在千元以上万元以下者，共53家。在千元以下者共16家。据统计，京帮商号108家，资本共大洋1308600元，伙友共1627名。⑤俄国学者伊·米·迈斯基(I.M.Maiskii)指出1919年时，北京商号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各分店的贸易额分别为：裕盛和120万卢布、通和号60万卢布、隆昌玉50万卢布、协和公45万卢布、恒和义45万卢布、三和义30万卢布。⑥因为当时卢布贬值，贸易额突然激增。北京到蒙古的商人贩卖各种蒙古人所需的物品，多数属于杂货商。 张正明提到在北京营销颜料行的多系山西平遥县商人；绸缎、杂货等为临襄人；山西翼城人是北京布行的主力；潞安府商人在京师多业铜、铁、锡、碳诸货；曲沃县人经营烟业；襄汾人经营布行及杂货；临汾、襄陵人经营纸张、干果、杂货等业；盂县人经营氆氇行。毡帽行、账局、钱庄也以山西人居多。⑦王永斌认为喀尔喀蒙古到北京大量采办生活所需物资，有眼力会做生意的商人到外馆附近开设店铺，日久形成独特的商业街。他提到的永聚成杂货行就是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贸易的商号。⑧郭松义讨论晋商在北京商业活动相当广泛，有行当、银钱店、粮店、酒铺、油盐店、烟铺、干果店、杂货铺、估衣铺、成衣铺、饽饽铺、铜锡器店、古玩店、羽缨局；还有从事贩羊、贩骡马等买卖。⑨ 以上的研究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第一，就时间来说，北京老字号记忆都以清末为起点，本文拟利用碑刻资料将商号往前推至乾隆年间。第二，就空间来说，北京的旅蒙商贸易点除库伦外，还有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第三，北京的旅蒙商贩卖奢侈物品和山西商人贩卖日用商品不同，北京碑刻资料能找到商号担任烟行、布行的经理等，而商号在蒙古经营金融借贷也值得注意。本文拟利用蒙古国家档案局和“中研院近史所”档案加以探讨。 二、乾隆至嘉庆时期的北京旅蒙商 民国初，毕晴帆提及北京安定门外，外馆周围铺户专做外蒙古买卖，统称外馆，并设分庄于外蒙古各大埠贩卖京货，如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科布多、乌梁海等处，故又名京庄。北京之总庄专司运转货物、通报消息等事，并不交易买卖。外蒙古各分号则设柜安庄，发卖货物。⑩本节将讨论乾隆年间碑刻资料上的商号及其贩卖物品。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皇帝开始规划与俄国的恰克图贸易，并且制定照票制度管理商人，规定到蒙古经商的人员、车辆、货物都得登记管制，还要有商家作保。商人如欲转往恰克图贸易，则由库伦办理买卖商民事务衙门另给路引。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政府订定恰克图贸易章程，清楚表明官员与商人联手来和俄罗斯贸易，以获取最大利润。恰克图商人卖给俄罗斯的货品分成八项：绸缎、布、绒线、细青茶叶、砖茶叶等粗茶、烟、砂糖、干果、瓷器。(11)M.Sanjdorj认为清代的商人领照票到恰克图贸易，实际上却在蒙古各旗贸易，不到恰克图就卖光了货物。(12)据蒙古国家档案局藏的《恰克图各铺户请领部票随带货物价值银两并买俄罗斯货物价值银两数目清册》载，细青茶、布匹、绸缎的数量多且详细；而粗茶、烟、砂糖、干果、瓷器数量少，或许是因为在库伦或各旗就已卖掉。从贸易的清册中找到了161家领部票的商号，其中几家著名的商号出现于乾隆年间的碑刻资料上。 (一)大兴玉与永兴玉等 大兴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重修河东烟行会馆碑记》(13)中载施银6次，约6两。乾隆三十五年(1770)《建立罩棚碑序》曰：“都城彰仪门内河东会馆，乃烟行崇祀火祖、关圣、财神三圣处也……今郭局同立官秤一杆，准斤十六两。凡五路烟包进京，皆按觔数，交纳税银。每百斤过税银四钱六分。”大兴号施银共6.8两。乾隆四十四年(1779)《河东烟行会馆碑记》载施银0.3两。嘉庆七年(1802)《河东会馆重修碑记》载大兴号为“募化公直”施银12两。嘉庆十四年(1809)《洪化寺义冢碑记》载施银1.5两。嘉庆二十一年(1816)《重修河东会馆碑记》载大兴号亦为“募化公直”，施钱7500文、东大兴施钱7500文。(14)由此可见，大兴号是烟行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