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概念自西方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何为非虚构却还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近年有学者在谈到非虚构写作普及到中国的彼得·海斯勒时，表达对学界无法准确理解非虚构概念的不满：“这种体裁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名称。一些人称之为‘记述性非虚构作品’、‘创意性非虚构作品’、‘文学类非虚构作品’或‘长篇新闻报道’……在他(彼得·海斯勒——引者注)看来，‘非虚构’以否定的句式下定义，本身就是个奇怪的词。”①也就是说，将非虚构作为虚构的对立面来理解的流行做法难以把握其核心内涵。 术语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需要将其置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动态考察，才能揭示其内在的规定性。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从虚构到非虚构的文化逻辑，为非虚构的意义指向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位。 一、非虚构的时代语境 虚构与现实势不两立，这在欧洲思想传统中由来已久。今天，人们却惊奇地发现虚构与现实的距离在渐渐消失，虚构在逐步转化成现实，这一沧海桑田的变化是由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的。一方面，人们获得了具体体验和直观感受。麦克卢汉认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②情书使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必须依靠一定的想象和虚构才能实现，德里达据此将情书和文学等同起来。然而，如果通过电话来说情话，则拉近了情人之间的距离，增添了现实感，于是，电话的出现使得情书不再可能。如果说电话消除的是空间距离，那么录音机则消除了时间上的距离。读记录前人说话的文字，给人恍然隔世的感觉，而如果听前人说话的录音，则如闻其声，假若再配上照片，则又有了如见其人的感觉。电影、电视将虚构的情节再现出来，在形式上更加逼近生活本身，将观众带入现实场景中，让人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彻底改变阅读文字带来的虚幻感受。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将虚幻的东西转换成具体可感的情境，还为人们的直接参与和体验提供了契机，营构出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米勒将信息时代出现的图像化看作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真的虚拟世界，他说：“所有那些蜂拥而至的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上的影像，由机器所唤起或魔术般使之出现的众多鬼魔，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机器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区别一样。”③ 另一方面，虚构与现实的融合引发了人们在理论探讨上的浓厚兴趣，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中期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率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长足发展，开启了工业革命之后的信息时代。与此相对应，虚构与现实的对立涣然冰释，二者的融合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表示虚构的“fiction”一词在英文中也指小说，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元小说就是在呈现虚构的过程和方式的时候，揭示虚构的现实性，意在表明虚构无法与现实分离。杰拉尔德·格拉夫在60年代写了《自我作对的文学》一书，明确提出：“‘生活’与‘现实’本身都是虚构。”④这一说法实际上就是在弥合现实与虚构的罅隙。伊瑟尔不满足新批评那种将文本细读与现实生活隔绝的做法，其《虚构与想象》一书提出要用虚构、想象、现实的“三元合一”来代替虚构与现实的二元对立⑤。 众所周知，虚构与文学有不解之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致主张将诗的写作理解为摹仿，柏拉图认为最高层次的美是理念美，自然美是对于理念美的摹仿，处在次等的地位，而艺术美则是对于自然美的摹仿，是最低等级的美。摹仿的要义在于拉开理念、现实与艺术的距离，突出艺术与现实的不同之处，与西方文论中所说的虚构意义相通。凭借虚构从事创作的诗人被看作超凡脱俗的化身，突出与普通人的差异。19世纪以来，虚构与现实对立的特征被进一步强化，成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分水岭，或者说，正是因为虚构不受现实社会的约束，才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 于是，一个隐含的问题便浮现出来，即伴随着信息时代虚构与非虚构的此消彼长，纯文学将要接受命运的拷问。那种沉浸在文学营造的虚构世界中的情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非虚构写作如雨后春笋，呈现勃勃生机。杜鲁门·卡波特倡导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创作的方向，德国柏林《国际文学》杂志社在2003年设立了国际性的旨在奖励非虚构写作的“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都设有表彰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奖项。更具说服力的是，大量统计数据表明，非虚构图书在西方的销量一路飙升，而纯文学作品则往往束之高阁。非虚构写作这股西风近年来迅速东渐，在中国形成潮流。比如，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专栏并组织“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研讨会。《收获》、《十月》、《当代》等有影响的文学刊物都加大了非虚构栏目的策划力度。2012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与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2012年中国南方(国际)文学周”时，贾平凹、苏童、马原等以虚构写作闻名的作家讨论的却是非虚构写作问题。与此同时，纯文学研究也在走向没落，纷纷转向后殖民、媒体、大众文化、性别、种族等现实问题的研究。 从虚构到非虚构，划时代的意义被凸显出来。“文学即虚构”并非永恒的真理，而是在特定语境下产生的观念。米勒在《文学死了吗》开篇就说：“雅克·德里达在《死亡：虚构与见证》中指出，‘文学’一词源于拉丁词根，它不能脱离它的罗马——基督教——欧洲根源。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则是在西欧出现的，最早始于17世纪末。即便当时，这个词也没有现代意义。按牛津英语词典，‘文学’第一次用于其现代意义，是很晚近的事情。”⑥更具体一点说，与工业文明时代印刷术的兴起有关。印刷术和火药、罗盘针一起被马克思称作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印刷术对于精神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制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⑦。按照米勒、尼尔·波兹曼等人的说法，印刷术之于文学的意义在于，作品批量印制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为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便利，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口耳相传的方式是一种被动的、直接的接受方式，而书籍和报刊的出版和阅读要经过文字这个中介，拉开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培育个性化和自我意识，为虚构的滋生提供精神土壤。也就是说，只有在印刷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虚构才是“言而有据”、“言之成理”的，而在信息时代则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时特别强调：“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我们都知道这些新媒体是什么：广播、电影、电视、录像以及互联网，很快还要有普遍的无线录像。”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