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财政部或政府的情况下对一个货币联盟内的财政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作出的应对，是危机管理的一次实验。它暴露了一个多层级政治组织内国家与超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种多层级治理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层级具备解决这次危机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仍然是超国家的(即欧洲层面的)，但17个成员国政府有各自不同的财政制度、福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在由谁来承担调整责任这一点上，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这些冲突称为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或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中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经济学文献认为，如果国家实行内部贬值，对劳动力市场实施结构性改革，推行紧缩性财政政策，那么危机将会得到解决。这或许可信，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从根本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政治危机。欧洲在战略上不能在一种货币机制内协调形成一种应对方案，该应对方案会在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均衡地分配调整负担。 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国目前在自行应对危机方面拥有的政策自主权十分有限，在缺少汇率调整或利率调整的情况下，调整的全部负担必然落在了各国国内的物价和工资上。实际上，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成员资格意味着各国政府可供使用的政策工具只有一个：内部贬值和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从政治学角度看，各国政府必须遵从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国必须听从的外部指令，把预算赤字减少到GDP的3％。这一举措给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因如下经济学假设而变得合理：要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只能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和推进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复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正被鼓励对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成本竞争力。我在本文中质疑的恰恰是如下理论假设：在欧元区不同民主国家之间，市场竞争政策上的趋同将导致政治经济发展成果在制度上的趋同。 为此，我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借鉴和重新思考了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理论的核心原则，并在宏观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我认为，自经济和货币联盟成立以来，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各国内部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组织与欧洲的跨国机构相互影响，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就业增长模式。此次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试图把具有制度多样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单一货币体系，却没有考虑到由此导致的非对称性影响。作者认为，一方面，北欧国家是围绕与小型的开放性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有关的各种制度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从制度上说，南欧国家有助于发展如下一种经济，该种经济建立在经济体中非贸易部门的内需基础之上。我的政治学研究工作阐明了这些增长模式是如何在欧元区内被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并分析指出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本质上是一种新兴的多层级政治组织。 在此意义上，本文批评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框架狭隘地关注民族国家的做法，提出应该将经济和货币联盟中的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作为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货币体系中的不同区域来进行分析。这是一个国际性案例研究，研究的问题是：在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的情形下，当在政治经济方面存在差异的不同民主国家被整合进一个货币联盟中，并试图作出调整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观点推导出其逻辑上的结论，认为如果民族国家根据自己独特的政治逻辑和制度逻辑(在本文的框架内，它们属于相互冲突的宏观经济增长体制)展开运作，那么有些成员国是否会继续留在欧元区这一点值得怀疑。欧盟需要采取多样化的危机应对举措，使各成员国能够在国家层面更加灵活地制定出自主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战略。如果没有这种灵活性，那么一些成员国考虑退出欧元区是完全合理的，特别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没什么竞争地位的国家。 因此，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欧洲政策制定者认为，不同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间有可能通过市场整合实现竞争力趋同，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在制度上的多样性。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刀切”的财政和结构调整方案使这种趋同假设永远只能是假设了。 欧元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多样性 过去20年比较政治经济学中主要的研究成果是，政府的作为取决于政治经济结构。根据彼得·霍尔(Peter A.Hall)和大卫·。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劳资关系、金融、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教育和培训。这些部门的关系及其随着时间变迁而发生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从政治学角度看，这种资本主义多样性影响着政府在经济危机时期和经济增长时期可能会采取的公共政策的类型。我们可以说，欧元区存在两种资本主义类型。北欧国家(德国、荷兰、奥地利和芬兰)经常被描述为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它们拥有集权式的工会和雇主，能自主协调集体谈判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结果。此外，它们拥有民主国家根深蒂固的传统，致力于促进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它们一直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作为一种创造就业机会的机制，因此其宏观经济结构支持优先采用稳健的财政政策。 另一方面，欧元区中的南欧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经常被描述为混合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或地中海式资本主义。它们的工会和雇主相对零散，自主协调集体谈判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结果的能力不强。它们是低福利制度国家，很多社会保障需要依靠家庭关系。一直以来，它们通过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经济模式要求优先考虑工资和消费性支出，而不是出口市场盈利。在加入经济和货币联盟之前，这种组织结构适宜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政府定期实施货币贬值，以抵消竞争力的下降和国内价格快速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财富往往表现为地产之类的固定资产，而公司治理则依赖家族式企业之间密切的业务关系。爱尔兰也可以被界定为混合型市场经济体，但其发展方向更自由。与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不同的是，爱尔兰的商业周期与英国和美国更接近，劳动力市场更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