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善恶力量既是哲学家津津乐道的，也是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艺术的故事》里，贡布里希提醒人们：“大写的艺术已经成为叫人害怕的怪物和为人膜拜的偶像了。”①他所说的“大写的艺术”，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哲学和美学思想。黑格尔认为，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源自“时代精神”，或者产生于特殊历史和文化环境，艺术的风格是一个时代的表现，艺术家要反映时代，走在时代的前列。在贡布里希看来，这些都是历史决定论的陈词滥调，都属于“大写的艺术”的范畴，既是一种浪漫主义神话的复活，也是一种荒谬的周期神话和恐惧衰落的表现。因此，艺术研究要摆脱黑格尔的权威，驱散黑格尔的幽灵，就要像中世纪的学者研究《圣经》一样，深入细致地剖析黑格尔历史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危害性。 黑格尔大写的艺术史观 在贡布里希看来，黑格尔的艺术史观就是一种大写的艺术史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按照时间中的进步来衡量历史进程，人类发展过程中有一种潜在的规划使其走向更高级的存在状态，衰落是必然的、自然存在的，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就是被动地观察世界精神，走向自我实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历史进程是由一个必然的、目的论的逻辑所决定的，历史是精神的发展，或者是其理想的实现。研究历史不仅要相信“理性”的逻辑存在，而且还应当相信，“那个智力和自觉意志的‘世界’不是落花无主、随风漂泊的，而是必须在‘自知的观念’之下表现它自己”。因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形成“世界精神”的必然过程，在本质上和逻辑上“世界精神”始终具有统一性，在实际的想象中又具有单一性和同一性，而且，“这种本性必然表现为它自己为历史的最终结果。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完全接受这种实际存在的历史”。②按照黑格尔普遍原理的逻辑，精神的特征是活动，历史的进程、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显示出了这种“世界精神”，直到这种神圣的精神最终达到自我意识为止。因此，所有人类和文化表现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模式或者精神性的显现。同样，艺术从本质上说是神性的显示，并与某种历史集体、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历史的进程和人类思想的进程等同于宇宙过程的继续。在贡布里希看来，黑格尔的“历史决定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周期决定论。 黑格尔试图通过历史分期，考察整个历史过程的终极趋势和世界的必然进步，旨在表明历史是一种三段论式的必然的逻辑进程，因此他把希腊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个性生长时期、繁荣时期和衰亡时期。在历史上，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艺术的发展都存在着这样的三个时期，即使希腊艺术达到了完美的阶段，但是其自身必然也要走向衰亡。依据这种历史发展观，艺术美也有一整套的特殊阶段和类型，这就是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这三种类型对于理想，即真正的美的概念，始而追求，继而到达，终于超越”③。而且，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一个特定的文化中的一切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每一个特定的艺术历史风格直接反映了这一文化的精髓和民族精神。因此，无论是哪一阶段或类型的艺术，首先要为自己的民族和时代而创造，艺术作品的每一个形象都要表现精神和心灵，艺术必须担负起时代的使命，“要把当时的基本内容意义及其必有的形象制造出来”，“替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适合的艺术表现”。因此，每一个人，特别是伟大的艺术家应该是“时代的儿子”。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涉及人类心灵的、一切精神性的东西充分表达出来。④总之，黑格尔坚持统一的或目的论的哲学态度，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本质上的逻辑进程，精神作为施动者(agent)在历史中发展，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世间万物的变化、民族精神、国家意志，乃至人类对真善美的感觉与追求都是以统一的精神性而显现。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去表达人类心灵的、一切精神性的东西，这就是贡布里希所讥讽和反对的大写的艺术史观。 在贡布里希看来，黑格尔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表述语言哗众取宠，没有任何启发性，艺术必须表现时代的言论无非是历史决定论的神话，“任何一位阅读德文并且迫不得已地要阅读黑格尔著作的人，马上就会发现这些东西根本没味道”⑤。然而他也提醒说，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和时代精神表现论对艺术史学家、艺术批评家产生了难以抵抗的诱惑，助长了艺术研究中的体系崇拜，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艺术判断力，阻碍了人们对各种艺术现象和作品的具体理解，从根本上影响了艺术本身的发展。他先后在《“艺术史之父”——读G.W.F.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探索文化史》等文章中对此做出了详尽的剖析，并将批判的视野延伸到整个艺术史中的德国传统，分析那些深受黑格尔思想影响的艺术史家们的理论症候，强调文明是理性的，艺术研究必须理性化，必须摈弃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其虚伪价值，构建起一种理性而务实的研究方法，从而消弭黑格尔历史决定论和进步论的影响和危害。 贡布里希指出，黑格尔声称自己是“绝对精神”的喉舌，能够预见整个历史的“运动的精神”进程和演化，显然这是一种“灵知的”(Gnostic)哲学。艺术作为启示的观念，精神的表现成为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艺术不仅表现了时代精神，而且也创造了精神观念，“个别的艺术作品是根据风格加以考察的，这样，它便可以解释为一种征候，显示了阶级、时代、种族和文化的面貌”⑥。按照黑格尔哲学中决定一切事件的稳步进化原则，艺术完成了由盛到衰的必然演变的发展过程，艺术必然成了一个揭示整个时代精神的隐喻、民族精神的标志，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表现出特定的精神价值，艺术史成为了精神不断发展成长的过程，“艺术家‘进入’各个时期，就像行星进入星座，游历在某种神秘的预定轨道上”⑦。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艺术发展的周期决定论与时代精神的表现论相互交织，紧密联系。显然，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所宣扬的是一种民族性和时代精神的表现论，它追寻艺术品的总体性，试图重构艺术的统一性，把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看作是艺术的发展、风格的形成的决定因素。由此艺术就成为时代的喉舌、世界精神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标志。由此，黑格尔也就把艺术的进步与时代联系在一起，艺术成为了精神发展的表现，伟大的艺术家是世界精神的决定者。最终，“时代精神”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美学中上升到了玄学的地位。 贡布里希深受德国“教化”传统熏陶，对“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极度厌恶，一贯反对用本体论、整体论以及历史决定论的套式和陈词滥调来描述整个时期或整个民族，因此他对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保持着充分的警觉。他在一次访谈中分析总结了黑格尔的哲学观点：“这是一种整体的时代观——‘整体’(unitary)也许太弱了，你几乎可以用‘极权’(totalitarian)这个词——每个时代都极端统一的观点。在这些时代中，每一样东西都有逻辑地联系着，因为它们都是绝对精神(the Spirit)的展示。这是黑格尔理论中的逻辑过程——你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黑格尔的辩证法。”⑧更为甚者，黑格尔把历史的进程看作是宇宙进化的延伸，高瞻远瞩的伟大人物和政治领袖就是“世界的灵魂”，必然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们的决策和行动就是服从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法则，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而那些被征服者只是不合法的存在物，理应被历史所抛弃。斯坦纳在其回忆录中曾写道：“赞扬民族或民族国家的‘血统与土地’与‘土地与民族魂’的极端言论是赫尔德思想的现代翻版，另外一个版本则源自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式英勇冒险故事所释放的浪漫民族主义。”⑨在贡布里希看来，民族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精神等关键词体现出了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正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美学思想为纳粹的政治宣传提供了思想工具。在实践中，纳粹的宣传与历史的神意联系了起来，往往鼓吹神赐能力的领导者，对敌人进行妖魔化，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妄想狂式的宣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纳粹的政治宣传把这一逻辑运用到了极致，希特勒的演讲被“吹捧为决定德国和整个世界命运的历史事件和国家行动”，而希特勒本人则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上帝的再生，“命运的强人，是(创造)历史的工具，选他出来是为了让他领导纳粹党战胜国内的敌人。而且，希特勒在世界范围内也将创造出同样的奇迹，德国将战胜整个敌对世界”。⑩于是，政治宣传成了他们进行战争的强有力的工具和媒介，炮制出诡辩的理论，征服世界的欲望就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这种政治宣传神话的影响下，德国民众都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大写的历史”的参与者，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不能成为德意志精神的维护者和继承者。由此，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成为了铺平极权主义道路的魔鬼，促发了纳粹主义思潮的滥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