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反思“讲授”教育学诸多弊端的基础上，构建“倾听”教育学成为了时代的召唤和教育发展的必然。“倾听”教育学重估“倾听”的价值并将教师倾听以及师生间、生生间的倾听置于教育的核心。[1]在“倾听”教育学的框架下，教师倾听业已成为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学界围绕着“教师倾听”这一课题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然而，审视这些成果，不难发现：教师倾听的伦理性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教育实践中，缺乏伦理性的教师倾听不仅不会成为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力量，反而会成为另一种形态的“控制”和“暴力”。基于此，对教师倾听伦理性的讨论和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凸显教师倾听伦理性的价值 “讲授”教育学的框架下，教师倾听很少受到重视，充其量是作为进行有效“讲授”、“传递”的辅助方式。教育实践中，教师习惯以叙述、传授、讲解的方式设计和展开教学，倾心于教师为中心的灌输模式，机械线性地执行预设方案并严格地控制学生，不允许学生有任何逾越规定的预设方案的意识和行动，以避免课堂教学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出现，从而保证自己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教学任务。教师是叙述、言说的主体，而学生是耐心倾听的客体——接受信息并制造愉悦教师的答案。“这种教师主导型教育学已产生了持续的难以预料的后果，对学生声音的漠视造就了‘加工型儿童’，这是成人将自己对学生未来的假想强加给学生的结果。”[2]倾听学生被漠视已久的声音，是改变教师主导型教育对学生压抑、控制和伤害现状的可能之径。 由“讲授”到“倾听”教育范式的转变，重构了教师的角色，改变了教学互动的方式及性质，教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景状。诚如Paley所言，“当我仅考虑发表自己的观点时，真正的交流瞬间停止，我的声音淹没了学生的声音。然而，当学生们描述令我惊奇的事情，表达我难以想象的观点时，这让我兴奋不已。我鼓励学生交流、欣赏不同于教师的独特观点。在此，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我现在特别想倾听学生精彩而富有创意的观点，事实上，这些精彩的观点得以涌现必须依赖于教师角色的转变，即：停止‘讲’而开始‘听’。”[3]当代教育学者达克沃斯亦表达过类似的思想，“让学生阐释他们自己创造的意义，教师要力图去理解他们的意义而不是直接向学生阐释事物。”[4]如此，精彩观念在教师的倾听和学生的阐释中不断生成和涌现。毋庸置疑，在教育范式转变的背景和框架下，教师倾听的价值愈益明显。 然而，在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教师倾听的认识往往被窄化为对学生信息的接收和理解，忽略了教师倾听的伦理维度。Bentley认为，倾听至少有两个维度值得关注，并由此引出两类不同取向的倾听，即：“信息/内容取向”的倾听和“关系取向”的倾听。[5]信息/内容取向的倾听强调倾听者准确地接收并理解信息，具体而言，即：辨别事实、分析事实以理解信息、记住有意义的细节等。[6]在建构主义框架下，这种信息接收、获取和理解的过程变得更为细致。在Burlesona看来，倾听过程的建构主义模式具体表现如下：倾听(信号检测)—了解(语法分析)—解释(语义分析)—识别(语用分析)—理解(动因分析)[7]。不难看出，“信息/内容取向”的倾听聚焦于信息的传递、接收、分析和理解，较少关注信息接收者和传递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关系取向”的倾听强调对言说者及倾听者与言说者之间关系的关注。譬如：关注个体、关注言语或非言语行为的参与、在交流时让“他者”舒适并安心。换言之，这种取向把对接收信息精确的要求和对“他者”关心的诉求勾连起来。[8]Bentley关于倾听的研究，让倾听超越了信息/内容取向的限制，为倾听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进而让倾听伦理之维得以凸显。在教育实践中，忽略教师倾听的伦理之维，可能会导致教师倾听偏离源初本意，即：对作为“他者”学生的深切地关怀和帮助。由此，缺乏伦理关怀的教师倾听不仅不会引领学生走向自由和解放，反而会成为束缚和控制学生的工具。福柯曾提醒道，“人类关系中，或是口头交流的关系或是相爱的关系，或是制度关系或是经济关系，权力无处不在。在这些关系网中，一个人总是试图指导或控制其他人的行为。”[9]以此观照，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关系中，教师和学生也有互相控制的潜在意图。在教师仍居于强势地位的当下，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更为容易。如果教师不注重倾听的伦理维度，教师的“倾听”很可能成为控制学生的工具。Cannella指出了这种潜在的危险性，“许多不公正引起了最初的差异，在未曾尝试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前提下，言说和倾听都会成为另一种殖民工具。”[10]进而言之，倘若倾听蜕变为一种政治或管理策略，那么，在这种高压的政治或管理体制下，倾听不仅不会成为颠覆性力量，反而会成为强化权力的方式。在Moss看来，倾听可能会让行为管理更有效，倾听由此演变成管理和控制“他者”的有效方式。我想倾听你的话语，潜台词在于：确保你获致我希望你达到的结果。[11]综上可知，凸显教师倾听伦理之维的价值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让教师倾听超越“信息/内容”取向的限制并走向“关系取向”；其二，促进教师在“伦理关怀”的视角下审视倾听的意义、重估倾听的价值，从而让教师倾听变成促进学生自由个性化发展的力量而不是另一种控制学生、强化不平等权力的“殖民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