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4)06-0090-06 长久以来，我们对教科书内容的分析更多的是从语言文字本身和字面意思来把握，但教科书实际传递的信息与意义远在“文本”与“字面”之外，“言”外有“意”，“意”在“言”之外。要剥离附着在文字背后的意义，要勾勒出教科书的“意义图景”，这需要跳出一般的语言分析，站在“话语”的角度进行社会学审视。教科书的内容分析必须实现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 一、教科书语言与教科书话语 (一)语言与话语 话语(discourse)属于那种“人人皆用却又鲜有界定”的术语，在眼前的学术讨论中，随处可见它的身影。虽然含混不清，但它依然十分有用(或者说，正是因为含混不清，它才如此有用)。福柯是它的创造者，女权主义者又使它大放异彩。1980年版的《韦氏新综合大字典》认为，话语是一种对话，或公开对话的方式，是“词语性的观念交换”。很显然，这一定义并没有把握住话语最基本的特质——话语与社会实践的复杂关系。在福柯那里，话语总是与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话语”就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话语”一词既暗示了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又否定了语言即自足的交流工具的语言观。因此，“话语”还常被用来指称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密切相连的“谈话模式”。这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制度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派生了不同的谈话方式或谈话模式，这些“谈话模式”也被称作“话语秩序”。话语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建构“社会身份”，有助于确立“社会关系”，有助于创造知识系统和信仰系统。 关于语言与话语的本质不同，福柯认为：“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所做的比符号所指物来得更多。正是这个‘更多’，使它们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1]保罗·利科认为话语具备两个特征：一方面，话语是一种说话的事件，即话语不仅仅关涉一定的语境，关涉言者和读者或听者，而且话语总是关于某物的，可以说客观上具有某种叙事性质；另一方面，全部话语又具有一定的意义，当话语作为一个事件来实现时，它同时就可以被理解为意义。在话语直接或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我们强加以意义时，这时的话语具有话语权力；当这种话语权力被建基于一定的符号资本之上时，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一种符号权力；而当这种话语权力依赖于权力体制的认同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此，话语、符号、权力和意识形态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浑然天成。 (二)语言分析与话语分析 语言分析主要集中和停留于语言文字本身，致力于通过对语言本身的诸规则和规律作科学分析以说明意义，试图把语言从事物和意义之间的一个透明媒介的地位中解救出来。它只关心语言的形式和抽象的体系，而不关心语言的实际运用情景；它强调文本的自律性和语言的共时态，忽视对语言的动态变迁及其变迁原因做出解释；它强调意义不指向文本之外的东西，意义是由文本的结构产生，忽视广泛的社会实践系统对意义的影响。事实上，语言一经在社会生活中使用，能指与所指就不只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指称的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以及目的性必然产生，话语分析应运而生。与语言分析相比，话语分析更多地侧重挖掘文字背后的意义，它将话语的意义产制、分配、理解过程看做是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意义系统相联系的过程，它把意义从文本结构的囚笼中解放出来，注重意义的表征实践，重视意义的建构性、解释性、社会性、历史性、语境性、互文性以及围绕意义争斗的权力实践。语言与话语的不同，实际上就是热奈特所说的“字面”(the letter)和“意义”的区别。关于语言与话语、“字面”与“意义”、“表面的文字结构”与“深层的无言结构”，巴尔特在《神话学》的“今日神话”一文里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2]。某天巴尔特去了理发店，看到一本法国杂志《巴黎竞赛》，封面上有张照片，那是“一个身穿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正在敬礼，双眼上扬，可能注视着一面三色旗(法国国旗)”。在第一层次上，不论理解哪个意义，我们都要将形象中的每一能指译解为对它们恰当的概念，如一个士兵、一套军服、一只举起的胳臂、扬起的双眼、一面法国国旗。这产生了带有简单的字面信息或意义的一系列符号：一个黑人士兵正向法国国旗敬礼(直接意指)。但是，巴尔特论证道，这形象还具有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如果我们问道：“《巴黎竞赛》用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这张照片告诉我们什么？”巴尔特认为我们可以获得如下信息：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任何肤色歧视，都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服务，对于那些提出所谓的殖民主义的诽谤者，没有什么比这个黑人服务于她的所谓压迫者时所显示的热情更好的回答了(含蓄意指)。在第一个过程中，各种能指(形象的各种要素)和所指(概念——士兵、国旗等等)联合构成一个带有单纯的直接意指的信息的符号：一个黑人士兵正向法国国旗敬礼。第二个阶段，这个完成了的信息或符号被联系到第二组所指——有关法国殖民主义的一个广义的意识形态主题。第一阶段完成了的意义在表征过程的第二阶段作为能指起作用，当它被读者联系到一个更广义的主题时，产生了第二层更精妙复杂和意识形态化的信息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