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4)04-0048-06 劳动管理制度是指某一组织对内部劳动者进行领导、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的总称，其目的就是协调劳动者与劳动者、劳动者与生产物资之间关系，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组织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劳动者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对于“大跃进”运动后的中国农村劳动管理制度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涉及，但已有的研究成果或笼统概括，或一言带过，或其言不详，很难反映“大跃进”运动后农村劳动管理制度的实际状况。文章以江苏省为个案，主要考察“大跃进”运动后的江苏省农村劳动管理制度，来展示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农村劳动管理制度的沿革。 一、重新恢复合作化时期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 1953-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打破中国传统个体劳动组织，并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劳动管理制度，而新的劳动管理制度还没有固定下来，中国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破坏了合作化时期的评工计分、“三包一奖”等行之有效的劳动管理制度，实行“大兵团”作战，造成农村劳动管理混乱，劳动效率低，农活质量差，干部瞎指挥，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注意到了“大兵团”劳动的弊端，并着手对农村人民公社劳动管理制度进行了调整，恢复了合作化时期的一些有效的劳动管理制度，但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后，中国又开始了“赌气”式的“跃进”，使前期对农村劳动制度的调整毁于一旦。 1960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形势极其严峻，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剧增。为了解决中国农业危机，11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该文的下发标志着中国“大跃进”运动的终结。为了整顿农村混乱的劳动管理制度，“十二条”要求各地“必须严格实行评工记分”，“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参加劳动”，“必须做够多少劳动工分”才能享受供给制，[1](P383)开始恢复被庐山会后赌气式“跃进”破坏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江苏省响应国家号召，同年11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坚持评工记分制度贯彻按劳分配政策》的社论。社论指出：“坚持评工记分，是保证正确贯彻按劳分配政策、调动广大社员劳动积极性的一个主要环节。一方面，坚持评工记分，按照各个社员实做劳动日进行分配，就可以保证按劳分配政策的坚决兑现。”“另一方面，坚持评工记分，也是加强生产小队的政治工作、活跃社员民主生活的一项重要措施。”评工记分“是一件关系到正确执行分配政策、合理组织劳动、发动社员更好地搞好生产的一件大事。”[2]江苏省在恢复评工记分的同时，还要求：“大队对小队，应当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农村要三包，林牧渔副业能三包到小队的都要三包到小队。除了个别项目(如木工组、猪场等)外，大队一般不组织专业队、专业组。”[3]要求各级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领导生产；在生产管理上要让生产队当家做主，坚持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畜和农具“四固定”。随着这些文件的实施，被“大跃进”破坏的原有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逐渐恢复起来。 “评工记分”就是把社员按照性别和劳动能力，把男、女分成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然后按照出一个工，就分别给固定工分。但是，“评工记分”不能解决社员出工不出力现象，劳动生产率和农活质量仍然不能提高。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的“三包一奖”理论上很好，但具体执行起来，却非常繁琐和困难。生产队的一块田包多少工、包多少产量、包多少成本，都非常难以计算，包多了，生产队完不成；包少了，生产大队收入减少，国家征购难以完成。超产奖励比例多少难确定，超产部分在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之间怎样分配也是问题，大队和生产队希望多留，而社员希望多分，所以“三包一奖”造成的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之间各种矛盾，使三者之间从年头吵到年尾。“三包一奖”里面有很多数据、比值等都得计算，进行下来有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1128笔账，光定额就有400多个。一般的农村社、队会计根本无法完成。[4](P286)弄来弄去“评工记分”和“三包一奖”形同虚设，实际上仍然是平均主义。 二、各种劳动定额管理责任制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江苏省在恢复合作化时期各种劳动管理制度的同时，对其他适合农村生产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进行了大胆探索。针对“评工记分”和“三包一奖”的弊端，江苏省采用以完善各种劳动定额为管理核心的劳动管理责任制。劳动定额管理，就是把各种农作物和工种进行量化定额，每项农活和工种定出多少工和工分，然后责任到劳动小组或者个人，完成该项农活，就给固定的工分，这样就避免了评工记分的麻烦。例如，1961年吴县车坊公社二十二大队实行定额管理，其具体办法是：把大队的21种农作物和241个工种进行劳动定额，每项农活规定多少工分；然后把不同的社员按照劳动的强弱分成组，能单独完成的农活责任到人。根据不同定额采取五种不同评工记分的形式，第一种是定额到组，按人活评。这是适宜于需要几个人相互协作，不能单独完成的农活。如插秧、灌溉等。第二是定额到组，按件计酬。这适宜于需要集体操作，但能单独操作的农活，如割麦记行，挑肥记担等农活。第三种是定额到人。这是一些适宜个人操作的农活，如耕田、送秧、做泥塘等。第四种是常年包工到人(户)。这是一些适宜个人操作，又不便于短期验收，必须全年定责任的农活。如耕牛饲养，农船保护、灌水等农活。第五种是按时记分。这是指一些不在包工范围之内，没有定额的零杂农活，如晒粮、秤粮、分粮等。据该大队水稻、三麦(指大麦、小麦、荞麦)、油菜、红花子四项农作物85个包工工种排队，用第一种记工的39种，占46%；用第二种记工的有22种，占26%；用第三种记工的有19种，占22%；用第四种记工的有5种，占5%。另外该大队还把41头耕牛三包到队，五定到人。三包到生产队是包使用年限、包成本费用、包工分；五定到人是：定负担田亩、定积肥、定膘水、定工具、定报酬，实行养用合一，谁用谁养，分户保管。实行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一是项项农活有定额，多劳多得，能够发挥积极性；二是便于安排农活，合理分工；三是记工便利，人人心中有数；四是责任分明，便于检查，能够提高农活质量。[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