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根据研究对象的论著进行分析，作出恰当的述评。其前提是对研究对象的文献的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以及文献整理者对文献校勘是否正确等作出正确的判断，有时就需要进行辨误。本文所举的例子都源自晚清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文献，故在标题中予以限定。 一、王鎏或误为王鎏 王瑬，原名仲鎏，字子兼、亮生，以主张行钞而著名。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圣武记》中曾批评王鎏的货币主张，称他为“吴县诸生王鎏”。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版的盛康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收有王鎏的文章，也署名为“王鎏”。但葛士溶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八收王鎏的文章，则署名无误。笔者于1963年出版的《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一书中曾为王鎏正名。该书第73页注①说：“许多著作把王鎏误作王鎏。道光十一年（1831）刊本《钞币刍言》，十七年刊本《钱币刍言》、《壑舟园初稿》，都印有‘王鎏（原名仲鎏）亮生著’等字样。这三本书都在王鎏生前刊行，正确性不容置疑。魏源在《军储篇三》（《圣武记》卷十四）中第一个将王鎏误作王鎏，以致后来以讹传讹。”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一般都已注意到王鎏名字的正确写法。但有时亦出现错误，如2003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录、索引》卷即是一例。《续修四库全书》收有王鎏的《四书地理考》和《钱币刍言》、《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两种。书是影印本，作者名字自然是“王鎏”，总目录也没有错，仍是“王鎏”，但在索引中却将“王鎏”误为“王鎏”，未曾校出。作为这样一部以“四库全书”为名的丛书，出此错误，令人惋惜。 二、郑观应著作辨误 郑观应著作宏富，《盛世危言》的版本复杂，不同的版本内容不尽相同。夏东元教授对郑著作了精心的校勘、整理，编成《郑观应集》上、下册出版，对《盛世危言》的整理贡献尤大。笔者从此书中得益匪浅。 在《郑观应集》出版前，笔者已发现郑观应自述的《救时揭要》、《易言》的出版时间有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中说：“溯自同治元年，承江苏善士余莲村先生改正（文稿），即付手民，名曰《救时揭要》。先传至日本，即行翻刻。同治十年，又将续集分上、下本，名曰《易言》，寄请香港印务局王子潜广文参校，不期亦付手民，风行日、韩。光绪元年遂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删定，亦名《易言》，印数百部，分赠诸友。光绪十九年续集尤多。迭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瀚涛大令、杨然青茂才同为参订，改名《盛世危言》。”① 在《凡例》中，郑观应说自己于同治元年（1862年）出版《救时揭要》。当时郑观应只有21岁，还是一个到上海不久、正在学习经商知识和英文的青年，能撰写并出版著作吗？《救时揭要》中有余治（即余莲村）的《序》、郑观应的《自序》和洁瑛氏的《跋》，所标时间都是同治十一年冬至。《救时揭要》又写明是同治癸酉（十二年）仲春刻。从内容看，也可证明是同治十一年所写，如《痛亡者无归论》中提到法兰西“前两年与布国争锋”，即普法战争。普法战争是1870年的事，两年以后正是同治十一年，即是郑观应写此文的时间。以上证据说明《救时揭要》只能出版于同治十二年，《凡例》中将该书的出版时间提前了11年。 同治十二年才出版《救时揭要》，则同治十年在香港出版《易言》上、下本之说也显然有误。该书有郑观应的《自序》，所署写序的时间为光绪元年（1875年）中秋。但王韬所写的《跋》，则署写作时间为光绪六年中元节（七月十五日）。由此可认定由王韬在香港代为出版的《易言》上、下本出版于光绪六年，《凡例》中将该书的出版时间提前了9年。而郑观应《自序》则将写序时间署为“光绪元年暮春之初”，其可靠性也值得怀疑。当时肯定还没有完成《易言》全书。例如《易言·论边防》中提到，日本“胁琉球而为附庸，近且夷之为县，改号冲绳”。这是光绪五年的事。说明《论边防》最早只能写于光绪五年。光绪元年书稿还没有完成，但《自序》却已写好了，也不符合常规。 发现以上这些问题后，笔者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友人吴修艺，请他利用工作之便，进一步查阅有关资料，写一篇考证性文章。吴君不负所托，很快写成了一篇《〈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成书考》，经我稍作修改后以两人署名投寄《历史学》刊物。等了几个月，在该刊第4期（1979年）刊出。 郑观应有关经济的论文，笔者发现的一处重要错误是关于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的历史，如以此作为史料使用就会犯以讹传讹的错误。《易言·论铸银》第一段说：“洋银之入中华也，自乾隆年间始，名曰洋钱。但制度不同，式样各异，初亦不甚通行。自立约通商以来，凡洋人履迹所经，无论通邑穷乡，通用洋钱，而中国纹银反形窒碍。非以其便于行旅携带，商贾贸易只须辨其真伪乎？”继出的《易言》二十篇本中，《论铸银》改题目为《铸银》。第一段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将其中最后一句省略为：“非以其便于携带，易于辨伪乎？” 到《盛世危言·铸银》中，此段文字则修改、扩充为：“洋银之入中国，自乾隆间始，式样各异，制度不同，初亦不甚通行。立约通商以来，销流始广，凡洋人履迹所至，无论通都大邑，僻壤穷乡，通用洋钱，而中国纹银反形窒碍。其故何也？盖洋钱大者重七钱二分，小者递减，以至一角、五分。市肆可以平行，无折扣之损；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纹银大者为元宝，小者为锭，或重百两，或重五十两，以至二三两。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颇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漕平、规平之殊。畸重畸轻，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若洋钱则一圆有一圆之数，百圆有百圆之数，即穷乡僻壤亦不能勒价居奇，此民间所以称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