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英国著名统计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出版了两部专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由于麦氏曾担任巴西、希腊、巴基斯坦和加纳等国的“政府经济顾问”,对世界各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因素”做过“经济史的计量分析和国际比较”,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①因此,其统计史著作有相当的权威性,使当代经济史研究又多了两部重要的参考数据。在经济史界,中西方古代经济比较一直是热门课题。中国史学界有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大约1500年以前,“东方先进,西方落后”;中国古代经济水平是高于西欧的;西欧的发展超越中国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无论如何不会早于1500年即西欧开始发生社会转型之际;在西欧中世纪时期,中国传统农业一直占据着比较上的优势。②但是,从麦迪森的“千年统计”看来,这个看法似乎要被打破。因为麦氏的统计数据显示:早在1500年之前,即大约1300年左右,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中国。 一、中国的人口密度曾长期低于西欧 关于中世纪时期中西方的经济水平,国内经济史界流行这样一种逻辑:中国古代经济水平高于西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小农经济实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西欧庄园经济则盛行农牧结合的“粗放式”经营。因此,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高于西欧;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行精耕细作的高产农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又是中国的人口密度大于西欧。但是,麦迪森的千年统计显示,直到公元1700年以前,中国人口的密度是小于西欧的。详见下表。
麦迪森的统计提供了5家数据,③应该有很大的权威性。5家数字对公元1000年以前的世界人口统计出入较大,其中麦克伊夫迪和琼斯的数据相差近一半,说明对这个时期的人口估测很难做到可靠。但是,对公元1000年以后世界人口分布,5家估测已相当靠近,说明其可信度已经比较高,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大体情况是:公元1000年,亚洲有1.5亿至1.8亿人,欧洲有0.4亿人;1500年,亚洲人口增加到2.3亿,最多不超过3亿人,欧洲人口增加到0.8亿人;1700年,亚洲人口超过4亿,欧洲人口在1亿到1.3亿之间。从对比情况看,公元1700年以前,亚洲人口大致是欧洲的3倍。 但是,从面积上比较,以乌拉尔山为界,亚洲版图4400万平方千米,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千米,亚洲是欧洲的4倍大小。面积与人口对比小于1,说明历史上亚洲的人口密度低于欧洲。 直接把中国的人口与西欧进行比较,④我们看到,类似于欧亚大陆整体的人口分布情况同样在两者之间出现。见麦迪森的下表统计。
从统计结果看,直到公元1700年以前,中国人口大约是西欧人口的2倍。但是用面积做比较,西欧12国的总面积近500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今天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两者人口密度似乎差不多。但是,历史上,中国唐朝和元、明、清三朝的实际面积都远远大于今日中国的领土范围,也就是多于大约1000万平方千米。因此,中国的人口密度实际上是低于西欧的。 麦迪森对历史上中国与西欧的人口增长率也有一个“千年统计”,这个统计再次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弱于西欧。见下表统计。
从统计看,公元元年至150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4‰,西欧是6‰;从公元1500年至1700年,中国人口增长率提高到15‰,而西欧则达到了18‰。因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一直不及西欧。 依据上述统计,可以断定,在公元1700年以前,或者说在整个西欧中世纪时期,西欧在人口方面并不拥有比中国更“宽松”的环境。从这一点来看,历史上,中国采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可能与人口因素无关,更重要的原因只能从社会构建中去寻找。比如说中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小农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国家分配的土地适合小农进行“精耕细作”;而西欧是相对分散的贵族社会,即领主社会,在西欧许多地区,领主庄园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而庄园是一个大地产,不是小农所有的定额份地,适合进行农牧结合的粗放式经营。总之,人口因素不能说明中国会采用似乎更“先进”的生产方式。 到了公元1700年前后,过多的人口群又变成了中国突然趋向落后的“拖挂和累赘”。中国人口在1700年之后出现了“急速增长”。据麦迪森统计,1700年至1820年间,中国人口总数由1.4亿人猛增到3.8亿人,人口增长率达到了200%。这种增长速度超过了“工业化”给西欧带来的人口增长。西欧人口在1700年至1820年间,人口总数只是从大约0.8亿人增加到1.3亿人左右,增长率不足100%。⑤中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哥伦布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1500年前后,欧洲人打通了“东方航线”和“西方航线”,建立了环球贸易圈。葡萄牙人从里斯本出发,向东绕道非洲、穿越印度洋和中国“南洋”,可以到达中国的澳门;西班牙人从马德里出发,向西越过大西洋、美洲和太平洋,可以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美洲“被发现”以后,这些西方早期殖民者将美洲的耐旱农作物主要是玉米、甘薯和马铃薯利用贸易圈引种到中国。中国的山坡、山地和山区等旱地地区得到广泛开垦,中华民族由过去的“河谷、平原民族”变成了“山地、丘陵民族”,因此人口增长率在短期内迅速上升。⑥此外,雍正皇帝改变传统的赋税政策,把过去的人丁税纳入田亩征收,即“摊丁入亩”,因为“多生人丁不纳税”,老百姓对多生孩子不再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