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之间的银企关系与实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8-0158-11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新兴的银行业以资金融通为杠杆，给民族实业以积极的支持，起到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目前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对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这一部分予以关注，但多为宏观性论述，而缺失具体而微的实证考察，如对交通银行的专题研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①。近年来笔者在这方面有所探讨②，本文拟通过对交通银行实业贷款业绩的具体分析，从微观上折射出近代中国银行业与实业发展的关系，及在此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具体角色。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交通银行对实业的贷款扶助

       1928年至1937年，是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经济方面，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最快的一段记录，这不仅表现在银行业的实力增长上，更表现在银行业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宽、与国民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上。成长起来的银行家们认识到，追求银行自身的收益，要以发展社会经济为前提，必须着重对民族工商业进行贷款和投资，扶植实力薄弱的民族工商企业，期望“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结合工矿业、航运、商业等产业，形成大的金融资本集团，走出富国强民之路”③。这些人中有不少曾出任过交行的上层管理职务，他们的这些思想对交行的经营方针和业务走向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1928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对交行两次改组，将其定位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后④，交行与实业的关系愈益密切。

       (一)交通银行主要的实业贷款

       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交行的主要实业贷款为数不少，再加上为企业透支垫款、保付价款等就更多了。据笔者粗略统计，共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建设放款，包括铁路23笔、公路11笔、水利10笔、电气12笔、航业2笔、公用5笔及其它2笔，共计65笔贷款；第二大类是工商放款，其中包括纺织17笔、面粉7笔、针织及化学4笔、矿产4笔及其它11笔，共计43笔；第三大类为农产类放款，包括棉10笔、盐7笔、丝茧5笔及其它4笔，共计26笔、合计为134笔放款。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详细介绍。笔者以其中比较重要的建设事业——修筑铁路和有代表性的工业部门——纺织业为例，加以展开，希望能起到以斑窥豹的作用。

       为了便于读者有个大概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比较分析，笔者将这一时段交行对铁路的放款情况整理成下表：

      

       如表1所示，首先从时间上来看，铁路放款主要集中于1933—1936年，尤以1935—1936年较多，这既是中国经济生产最好的年份，也是交行实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有足够的资力向铁路建设放款；从信用方式上来看，非抵押即担保，或指定还款基金，说明交行对贷款业务的谨慎；从贷款额度来看，单独放款的数额较小，只有3次单独放款的数额较大，也只有60万元，另有一次10万美金的贷款，而与其他银行合作组成银行团贷款的数额则明显较大，最少都是100万元以上，上千万的也并不鲜见，最多的达到2200万。当然，具体的分摊比例不一，据笔者对照比较，发现一般情况下，以实力最强的中国银行所占份额较大，交通银行虽不能独占鳌头，但也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占有相对较大的比例。银团联合放款在对铁路放款中是一种很突出的方式，在表1所列出的21笔放款中，银团放款就有13笔，将近62％。为何银行业如此热衷于联合放款呢?因为铁路放款数额较大，通常一行难以独自承做，另外，联合放款也是“银行规避风险的需要”⑤，既然可以减小风险，银行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考虑，自然愿意选择这种联合的方式来放款了。

       再来看看对纺织业的贷款情况，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将其整理成下表：

      

       与铁路放款最大的不同是，交行对纺织业单独的放款较多，联合放款较少，在表2所列17笔放款中，仅有5笔是联合放款，只占总数的不到30％，这固然是行业的不同而导致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交行对近代中国纺织业的扶持还是尽了相当大的力量。从放款数额上来看，动辄上十万，以三四十万、七八十万较为常见，最多的达到200万；信用方式以抵押最多，偶有担保或指定还款基金；对纺织业放款最有特色的是贷款的期限，以1年居多，占全部放款的80％。据笔者分析，这可能与纺织业的生产周期短、资金流动快有关，而这同时恰恰也是交行乐于承做的原因之一。

       此外，交行还对当时一些著名的企业进行了重点扶助。如表2所列出的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西安大兴纱厂、青岛华新纱厂，都是当时纺织业中的佼佼者，尤其是交行两次提供贷款的申新纱厂，更是颇有名气，申新集团隶属于荣氏企业，至于荣氏企业在近代中国实业中的地位和影响，早有大量论著专题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只对荣氏企业与交通银行不太为人熟知的关系加以论述。荣氏企业机构庞大，需款甚多，但长期以来其借贷活动被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把持，荣氏实不甘心。早在1934年9月，荣氏即委托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向交行说项，请求给予资助。交行董事长很快答复说：“对于荣氏伟大实业，为公为私，均愿效劳。惟此事，中国、上海两家关系已深，如合力扶助，极愿分担一分子；若舍两家而单独为之，似交情上不免为难。”⑥流露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无奈心情。1935年，荣氏所属的申新七厂周转不灵，中国、上海两行也不敢继续放贷，申七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对申新垂涎已久的日商纱厂见有机可乘，怂恿申七的另一大债主英商汇丰银行强行拍卖申七。时任交行总经理的唐寿民得知此事后，尽力设法挽救。他派人调查，发现该厂内容的确不虚，只是资金周转不灵才发生暂时的困难。于是他宣称：“有关申七所欠各行押款，如各行无意继续经营，则交行愿意接做。”⑦此举无形中增强了申七的价值，对申七的债权银行有相当的刺激作用，再加上国内舆论的反对，拍卖才没有成功，不过这次事件却坚定了荣氏向交行靠拢的决心。不久，申新三厂欲建造仓库“新仁栈”。本来荣氏的仓库货物押款一向由中国银行经做，但这次荣氏企业领袖人物之一的荣德生却改变方针以图解围，于是“与交通银行谈成押款200万元，赖以周转”⑧。此后，交行与荣氏的业务往来渐趋频繁，多次予以及时贷款，承做数额最大的为申新九厂，最多时贷款在400万元以上，对申新七厂也达到200万元左右，在生产方面起了一定作用，申新九厂“由原来的三万纱锭发展到十万纱锭，这与交行的扶植是分不开的”⑨，交行为荣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