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在《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本刊转载于2010年第3期——编者注)发表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兴趣。本文是该文所讨论的题目和观点的一点延续和补充，主要就西方尤其是美国史学界在中华帝国(Imperial China)史特别是明清史的最新研究以及一些历史翻案问题方面再作一些介绍和分析。以下主要从翻案或修正(revisionist)观点的三个方面讨论：其一，中国一直是个开放型的国家，而非过去所认为的长期封闭保守；其二，清朝是个文化多元的帝国，而非过去所认为的仅仅是满人汉化或满汉双元；其三，传统中国社会有许多理性进步因素，而非过去所认为的一贯愚昧落后。这些讨论尚在进行中，有些观点虽然已成主流意见，但绝大部分尚无定论。 中国一直是个开放型的国家 传统中国特别是明清时的中国一顶似乎摘不掉的帽子就是封闭内向、与世隔绝。这不单单是西方对中国的一种模式性的看法，就是中国人自己也一直用“长期停滞不前”、“闭关锁国”、“脱离世界潮流”等形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有两千余年历史的长城和它在明代的重建、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无疾而终、17世纪起的限制基督教、18世纪的广州公行制度和拒绝马戛尔尼使团通商要求、鸦片战争后清廷的勉强改革等等，都用来作中国不愿意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证据。 这些观点近年来遭到学术界一系列的挑战。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Valerie Hansen)的《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The Open Empire: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是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一部中国古代史著作。仅从书名来看，就可知作者强调古代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的、生机勃勃的帝国。①该书从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时代开始，叙述到明末，认为中国从秦汉帝国起就一直面向外部世界，并与之作种种交融会合。全书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殷商时期起至公元3世纪即汉末，韩森称之为“中国之创始”(Inventing China)。韩森然后将公元3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史分成“面向西方”(facing west)和“面向北方”(facing north)两大历史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东渐，汉文化又与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如鲜卑、突厥)等有重大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佛学的传播和在东亚奠定的地位，则直接促进了隋唐盛世。佛教在武则天统治年间，骎骎乎凌驾于儒学之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向西部开放的时期。公元10世纪以后，商业革命直接促成中原地区与北方各民族的交流，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宋政权常是被迫退让，但无论是北宋或南宋，中原地区的人民与北方各民族的交流空前活跃，从无可能自我孤立。13世纪蒙古在中国建立元朝，所谓传统的中国则更是门户洞开。明代虽重修长城，但在防止北方入侵上收效甚微，南北交流仍十分活跃，所以韩森称宋至明为中国“面向北方”的历史时期。 韩森这本书有时被引为与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形成双璧，《开放的帝国》叙述的年代大致止于17世纪初，而《追寻现代中国》则从17世纪中期明清朝代变更起，叙述至当代(20世纪末)，所以这两本书在时间段上正好配合，而且两本书都写得雅俗共赏，作为中国通史来读相当合适。②但是史景迁在书中对中国的开放和封闭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倒是他的学生、现任美国纽约大学中国史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的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对此颇为执著，并有建树。 在《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世界潮流》(The Sextants of Beijing：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中，卫周安反驳西方盛行百年、至今仍有市场的一种观念，即认为传统中国孤立闭塞。③全书主要叙述了中国一贯的对外开放性的政治形态，以及与此血缘相连的现实主义的适应性和一种愿意尝试和接受新事物的精神。该书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用“早期中国的世界主义”作标题，点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开放外向型的。作者从政治(包括外交与军事)、宗教哲学和商业三方面分析中国在历史上与西起叙利亚，东至日本，北起朝鲜，南至印度尼西亚这一广大地区各国的种种交往，而重点则在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 16世纪至18世纪中西在文化上的主要交往是通过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紫禁城东设立天文台，配设了测量天文的六分仪。这些六分仪和其他气象天文仪器标志着中国和西方长远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卫周安很巧妙，并且有些文学化地用“北京的六分仪”作她的书名。卫周安认为中国人对基督教持谨慎的态度是自有其理的。第一，中国文化倡扬包容，在宗教上也是如此，而基督教有强烈的排外性，与中国文化在根本上难以合拍。第二，由于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宗教高度政治化，基督教或者直接为国家政权服务，或者从属于国家，这使得中国人疑忌传教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而是作为西方侵略中国的先行兵。第三，17世纪明清朝代交替之际，耶稣会教士在清廷服务，使得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等上层精英，视与传教士交往有通敌之嫌。最后，就基督教会本身而言，在欧洲的教派之争及其对耶稣会的影响也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拓展带来不利。 卫周安认为19世纪初中国拒绝西方的“自由贸易”使许多西方人将中国视为保守之国，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中国面临西方的侵略而坚持独立，是地缘政治的需要。对中国而言，西方所称的“贸易自由”并不自由。④中国人很机智，懂得怎样在最坏的情况下取得最好的结果。不平等条约和通商口岸是强加到中国人身上的，但中国人一方面极尽全力对租界和租借地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却大大利用租界保护自己，通过通商口岸、租界和外人引入中国的先进事物作为现成的样板，发展工商业，学习新事物，为我所用。所以中国巧妙地将不平等条约下的内容变成自我保护的“盾”和开拓发展的“剑”。中国知识界在清末民初更以惊人的意愿，探索外来事物、接受外来影响。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