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引介与传播，可以说生不逢时而且困难重重。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法国的德里达思想为主导，而美国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则只是作为附加的介绍起辅助的作用。究其原因，在于文学界追求思潮的渴望超过追求方法的热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作为一种思潮进入中国的，而美国的解构主义难以承担起思潮的重任，只是作为批评方法来引介，其影响就要小得多。当然，这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构成，以及文学批评方法的前提与根基有直接关系。固然，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文学界有过“方法论”热，自然科学界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对文学批评方法起过相当大的影响。但仔细推敲，这次“方法论”的影响，还是思潮性质的影响。因为那个阶段正是科学主义影响中国的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时代的意识形态，所有西方外来的影响都要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名下才具有合法性，而科学主义则抹去了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作为方法论的文学批评引入中国一直水土不服，因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方法始终是观念性的和价值论的(根本上则是道德主义的)批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自“新批评”以来的欧美现代批评方法，并未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当代批评没有一个对欧美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的训练、接受和吸收过程，解构主义这样的批评，也只是作为一种批评观念起作用，作为方法吸收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则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 一、德里达“麾下”的美国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前所述，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的产物。80年代，为了冲破“左”的思想禁锢，思想界寻求西方现代思潮破解单一僵化的思想观念与方法，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意识引领下，现代主义开始进入当代中国。①这也注定了解构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潮观念影响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虽然说，解构主义在文学界的影响要远大于哲学界，但文学界寻求观念性的变革的渴望也大于实际的方法论。顽强地破解历史的客观性与必然性，逃离真理的绝对性与整体性的支配，这构成了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界的先锋性思潮。在这一意义上，解构主义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思想资源。因此，以法国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先导的影响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方天地。在很长时间里，解构主义几乎是以德里达一人之名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作用的。只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作为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补充，美国的解构主义才开始有所引介。 徐崇温撰写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1986)一书在当时是介绍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对后结构主义的介绍也还是限于法国理论，对美国的解构主义则未能提及。但在这两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在引介解构主义的同时，也涉猎到美国的解构主义，主要是对耶鲁学派做了相关阐述。1986年，两部当代西方文论的译著出版，即安纳·杰弗森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罗里·赖安等编著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这些译著均有专章涉及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思想或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1987年，特里·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由伍晓明翻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伊格尔顿的这本著作还有两个译本，一部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文学原理引论》，由刘峰等人翻译，另一部是由王逢振翻译的《文学理论概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罗里·赖安编著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似更全面，在颇为深入讨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之后，也讨论了希尔斯·米勒和保罗·德曼的解构批评。②显然，罗里·赖安是把德里达作为解构批评的祖师爷来对待，不只是把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作为德里达理论在美国派生的成果，而且对这些成果的评价也依照它们是否保持了德里达理论的原汁原味来展开。他对米勒的批评的主要观点在于：“米勒极其害怕分解程序的虚无主义，将德里达的理论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文学本文的价值稳定论，这样，给分解程序安了一个‘底座’”。③赖安认为，在所有受德里达影响的美国理论家中，“保尔·德·曼最为始终如一地运用了德里达的理论框架”，因而他对具体本文的研究，就不仅只是有点德里达策略的味道了”(罗里·赖安138)。 赖安的这一说法值得玩味，美国的解构主义只有在始终如一地运用德里达的理论框架时，才有超出德里达的新的解构意味出现。很多年之后，德里达在为纪念德曼而做的《多义的记忆》一书中说道：“战后过了二十余年，德曼发现了解构”。德曼最初谈论解构是在《盲视与洞察》这部论文集中，但这部论文集直到1971年才出第1版，1983年再版，其中的论文如果谈到了解构的话，也不会早于1966年。如此说来，德里达称德曼“发现了解构”，只能理解为德里达把德曼过去做的修辞学批评也视为解构批评，当然，也是德曼不遗余力，才把德里达的“解构”引进到美国。1966年，他们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一见如故，开始了他们的坚定同盟。德里达认为德曼是解构主义在美国的中坚，是他的真正同道，是解构的开创者和实践家。德里达说道：如果没有保罗·德曼，在美国的解构就不可能是其所是。很显然，德里达是坚持认为德曼的解构批评有其自身的起源与开启，但欧美和中国的翻译家和研究者大都把美国的解构主义只是当作引介德里达的补充，即使在欧美学界也是持这种态度。 伊格尔顿的这本著作以伍晓明的译本较为著名，传播甚广。这本书堪称大家手笔，概述全面，左右开弓，针砭点评，文风犀利泼辣，看似随意与率性的行文，却处处有精辟独到的睿智。伊格尔顿基于他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立场，对解构主义批评显然持批判态度。对于美国的解构主义，准确地说，对于耶鲁学派，他更为重视德曼。他看到德曼的解构批评所具有的修辞学意义，他认为德曼的批评是在证明文学语言不断地在破坏自身的意义，文学语言恰好在好些最具有说服力的地方显露出自己的虚构与武断的本质。这在德曼视为最为得意的创见的地方，伊格尔顿显然很不以为然。但他也肯定德曼对隐喻的重视也揭示出文学语言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意味。鉴于特里·伊格尔顿的译著《文学原理引论》在中国影响颇大，他的这些见解当给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者以深刻印象。 1987年，王宁发表《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这篇文章在详细介绍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同时，也介绍并概括了耶鲁学派的理论及其特征：(1)耶鲁学派的理论是一种“危机的理论”，即他们发现了原先所接受的理论孕育着危机；(2)耶鲁学派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解构实践中恪守自己的原则；(3)耶鲁学派因其仍然注重本文和结构分析而未完全摆脱形式主义的轨迹(150)。王宁对耶鲁学派的分析开始具有研究的眼光，去探究美国解构主义兴起的批评理论的背景，以及美国解构主义在理论上独具的特性，其文学性特征还是与德里达的基于哲学的解构有明显不同。
